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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着没有领到毕业证和能不能上高中的忧虑回到了家中，此时已到了龙口夺食的最后阶段，生产队的壮劳力几乎都在大炼钢铁的工地上，只剩下一些妇女和半劳力在忙着收割已经开始脱粒的小麦，我格外受欢迎的加入了“老弱兵团”。麦子已经熟透了，割的时候，麦粒不停地往地上落，尤其在打麦捆时，经过三摇四晃，不少麦粒又落在了地上，立起麦捆，地上是麻啦啦的一片。不少老年人爬在地上捡时，队长批评他们是“磨洋工”。就这样，不少麦子撒在地里没有收回。据说这一年是个收成年，到秋收后却严重欠收，以至闹起了饥荒。
奇怪的事情在不断发生，就在大量的麦子浪费在地里不能归仓的情况下，报纸上，广播里不断地传播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和大放卫星“的报导。一天晚上，社员们正在吃饭，生产队敲响了钟声，钟声就是命令，社员们放下碗筷到麦田里搬运麦捆，能挑的挑，能背的背，能扛的扛，能抬的抬，苦战了一个晚上，不少麦捆整齐的码在了一块麦田里。第二天上面来人查看了麦捆，丈量了那块麦田，接着社员们七手八脚地把那块地里的麦捆搬到打麦场上，晾晒后进行着打碾，生产队长滔滔不绝地向领导们介绍着丰产的经验，下午麦子扬出来过秤后，那块地里亩产超过了四千斤，新关放了一颗卫星。
此时大办食堂的热浪把社员们卷到食堂门口排长队打饭，上面的领导来视察后感到很不雅光，批评“无异于旧社会的舍饭场”，生产队长当即派人把各家有的饭桌和条登搬来安置在食堂的大院里，下午领导们和社员们共进晚餐时，先讲了办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一是吃饭时间一致；二是解放了一批妇女劳动力；三是解决了单身汉做饭、喂猪的困难；四是家禽家畜集体喂养，便于安排弱劳动力，减少了五保户；五是能够计划用粮；六是便于发展集体副业；七是有利于家庭和睦；八是卫生状况大改善。又作了三点指示：一是要高度认识大办食堂的长远而深刻的意义，这是我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第一步；二是要千方百计的搞好食堂饭菜的花样品种，让社员们看着顺心，吃得高兴；三是要搞好食堂卫生，不能让苍蝇、老鼠这些害群之马坏了食堂名声。最后以批评的口气讲了几个食堂的不足之处，强调食堂，食堂包子、长面，要让社员放大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当时我十分欣赏这个领导的口才，后来发现他讲的“八大好处”全是报纸上的。
在公共食堂办起来不久，我们几个学生娃接受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到各家各户收废钢铁。当时的新关，除了开炉院的几家有些破铜烂铁，还有个别几户有几张破犁铧外，大部分人家仅有几根铁钉。第一天虽收了一些废钢铁，生产队长还不够满意，在对我们进行批评时说：“食堂已经办起来了，各家的铁锅、菜刀都成了废物，你们为啥不收？明天把它们收回来！”第二天我们按队长的指示到各家收铁锅、菜刀，但有的人家就是不交，有的老人说：“你们把它收了，万一食堂不办了，我们拿什么做饭，这是绝咽喉的事，收不得呀！”这一天收废钢铁的劳动收效甚微，晚上生产队长召集全队社员开会，先讲了收废钢铁的重要性和伟大意义，然后批评那些不交铁锅和菜刀的社员是“顽固不化，想搞复辟，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次日，生产队长又派了从炼钢工地来拉废钢铁的两个壮汉，拿着铁锤和我们一起去收。每到一家，这两个壮汉见了铁锅轮起铁锤就砸，又些老人含泪而言：“造孽啊造孽啊！”但我们终于还是满载而归，两个壮汉拉着直接到炼钢工地去了。没过几天，这两个人又来了，说规定的指标还没有完成，上面指示，收废钢铁还有潜力可挖，生产队长很快理解了那个可挖的“潜力”，又派我们这些初生之犊到各家撬环扭锁，把凡是有点铁的地方都进行了打扫，到头来还是没有完成上面规定的任务。
之后，人民公社很快成立了，高坝、六坝并为一社，均系杂木河水系的灌溉区，县上为了贯彻“以水为先”的八字方针，决定对高坝公社的水利系统进行全面规划，形成合理有效的干（渠）支（渠）农（渠）毛（渠）灌溉网，使杂木河水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县上派了一位姓田的水利工程师来负责实施规划，下面的工作人员由公社负责从各大队抽调，要求新关选派两人。
一天晚上，“枣园子”和“姑父”来到我家三代五口人挤在一起的泥草房里，先对我们住宿拥挤的情况进行了一凡解释，并说大队的住宅规划已经有了，明年集中劳力打土坯，后年动工建设，到时你们也是一个独门独院，那就宽敞多了。奶奶和婶婶也好像得到了一些安慰。最后，“姑父”把大队选派我到公社水利规划队去的事情说了出来，。奶奶和婶婶听完到水利规划队将来能转正，留到公社工作，实在是求之不得，欣然表示同意，而我是矛盾重重，七上八下，不敢作声。
这时，新学年开学已有一段时间，一中高一新生的报到人数还远远没有达到入学率的要求，老师们走街串巷，下乡入户动员学生报名上学。就在我要动身去公社的那天上午。我家来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客人，他进门后自我介绍是武威一中高一丙班的班主任老师孙师礼。很显然，他的来意是动员我去报名上学。奶奶说：“爹爹饭、妈妈饭已经吃到18岁了，该是自己养活自己的时候了。”再加上吃了那颗“将来能转正，留到公社工作”的定心丸，她在不断地拒绝着孙老师的劝说，尽管孙老师讲了评助学金、减免学费，减轻家庭负担的许多话，她还是铁心的不让我继续上学了。孙老师再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打动奶奶的心，用惋惜的目光，看着我无奈的表情走了。当天下午我就背着行李到公社去了。
新关和我同去的还有我初小的同学杨堂，他比我年长两岁，是一个活泼的青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民主大队一个生产队的食堂，这也是农村食堂化后我进入的第二个食堂。放下行李我们进入了饭场，和我们坐在一起的还有另外六个人，真好坐满了一张“八仙桌”，其中一个是田工程师、其他五人也是从别的大队抽调上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碌碡大队的潘委员，这个跛腿的水利委员被大家号称为农村水利问题的土专家。杨堂平时戏称我“大学生”，不料这个玩笑又开到了饭桌上，引起了田工程师的注意，而后我就成了田工程师助手。
由于田工程师对我的重视，在加上那个“转正”的引力，我认真的，尽心尽力地干着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农田水利规划，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我就掌握了测绘的技术和技巧。这不是说我有多能，当时的要求只搞一个平面规划图，而不是施工图，干起来就比较简单，前面有几个人拉杆测线，后面有平板仪定好座标，瞄准调线，然后把数据收集起来，用比例尺缩小，在平板上绘图。哪个平板仪的主要部件有：瞄准仪、测板、三角架，罗针、移点器等。只要眼睛好，有些数学知识就不难掌握。后期田工程师去开会办事，在潘委员的指挥下，我们还是正常地进行测绘工作。
我们这些人组成的队伍，号称为公社的水利规划队，既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没有固定的食宿条件。田工程师基本上吃住在家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早出晚归，有时在中午和我们在一起吃顿饭，每天有几毛钱的补助，而我们七人没有这个待遇，随着测量的进度在各生产队的食堂里吃住，每天能把肚子吃饱就很满意了。从民主大队的那一家食堂开始，直到规划夭折，我吃住过108 个食堂，而且是耄耋之年度日，一天不如一天。
民主大队那个生产队的食堂，确实像那个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