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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武威还没有柏油、水泥之类的路面。晴天杨灰路，雨天水泥地。下雨天，打伞的人很少，绝大部分的人家买不起雨伞，出门头顶草帽遮雨，十里长街，泥泞不堪，有时前脚落地，后脚的鞋陷在泥里拔不出来。
一九五六年的夏天，学校为了改造校园的路面。动员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在体育课或自习时间挖城墙砖铺路。为了搬运方便，先在西城墙掏了一个洞出入，个头大的同学在城墙上刨砖，个头小的来回搬运，城砖很大，一般同学只能一次搬一块，力气大的同学一次最多能搬两块。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愿意为美化校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一次体育课上轮到我们班搬砖，整队后体育老师讲了几项注意事项就下了“解散”的口令，同学们争先恐后地到城墙根搬砖。有的砖还埋在土里，一个叫王喜民的同学自告奋勇的拿着镢头往外刨砖，我在他的旁边把刨出来的砖传递给同学抱走，埋在土里的砖全部抱出来了，有的同学还没有轮到一块，在旁边焦急地等待。此时王喜民高举镢头，对准悬在城墙壁上的砖往下刨，悬砖的下面是空着的，没有什么支撑，一镢头下去就刨下一两块砖，有时一镢头下去能刨下好几块。王喜民的最后一举，镢头吃进了砖缝里，他使劲往下拉时，城墙壁上漂浮起了尘灰，体育老师警觉到要出危险，叫王喜民立即停止，并猛拉我一把离开了城墙根。当王喜民往外拔镢头时，哗啦一声，很大一片城墙壁塌陷了下来，随着一声巨响，尘土飞扬，王喜民被埋在了下面，不是体育老师的那一猛拉，我也会像王喜民那样被埋在城墙根下。
城墙壁塌陷的事，吓的体育老师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消息很快传到了校长和教导主任那里，他俩同班主任老师和几个任课老师很快地赶快到出事现场，在教导主任的组织指挥下奋力挖掘找人，老师和同学们用手刨土抽砖，有的手指磨破了，鲜血拌着城墙土，仍在奋不顾身的寻找王喜民。半个钟头后，王喜民的身子出现了，头在城砖乱措的夹缝中，此时校长走上前去，小心翼翼的搬开了那几块城砖，当王喜民身上的砖土被基本清除后，他却像幽灵般的站了起来，满脸尘土，眨巴着两只眼睛，老师和同学们又惊又喜。王喜民在班主任老师和同学的陪伴下，若无其事的离开那个是非之地，体育老师也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塌陷事故发生后，学校停止了让同学们搬城砖的义务劳动，但铺路的工程并没有停止，学校雇了一些附近的农民继续挖砖铺路，每天这些农民把挖下的城土打扫得干干净净，运到地里当肥料使用，据说古城墙土有较好的肥力，做为庄稼的底肥，效果很好，挖城砖的农民一举两得。当年春天，两排校舍的中间用厚厚的城砖铺出了一条从校门口通往操场的广场的路。这条路的铺设虽然给武威初中的师生带来便洁，但古城墙人为的破坏也许就从这里开始了。
搬城砖的义务劳动停下来不久，除“四害”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同学们在课余和假期时间投入了这项活动。武威是一个比较干旱的地区，蚊子很少，除四害的重点是消灭苍蝇、老鼠和麻雀。这些都是抓捕活动，追逐拍打，上高扑下，挖洞灌水，适于我们年少好奇，好动的天性，大家积极性很高，都想着千方百计地完成学校规定的任务。
一只老鼠一条尾巴，一只麻雀两条腿，打死了多少老鼠和麻雀数数就知道了。打死的苍蝇起初也是要数数的，有的班干部也十分认真，数起苍蝇来不厌其烦；后来学校察觉到，捡苍蝇、数苍蝇很不卫生，就定期让同学们自报打死的苍蝇数。说实在的，每天都在打苍蝇，到底打了多少，谁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数，为了出风头，有些胆子大的同学打的少，报的多，年少的心灵受到了污染，少了一份诚实。
捕麻雀是男同学最感兴趣的活动，几乎每人都有一把弹弓，见麻雀就打。初夏是麻雀下蛋蜉仔的季节，屋檐下，墙缝里经常有麻雀抱窝，同学们也常打起人梯掏麻雀。一次我和其他三个同学搭人梯掏麻雀，先有两人蹲下当梯座，另外一个同学上去踩在二人肩上，两只手扶着墙半躬着身子，我踩着梯座的背爬上去，然后再上到第三个同学的肩上，梯座慢慢地直起身来，人梯就搭成了。当我刚把手伸进麻雀窝时，从墙逢里突然窜出了一条蛇，那蛇也许是受了惊，捕腾一下掉在了地上，梯座的两个同学见了蛇失措的惊叫着：“蛇！蛇！”失去了控制，刹时间人梯倒了，二层的两个同学顺势溜在了地上，我却重重的摔了下来，幸好我掉在了他们三人身上没有出什么事。大家惊魂定后找那蛇时，那蛇早已不见了。
到了冬天，尤其是下雪天，麻雀在野外觅不到食，成群结队的在人家的屋檐下飞来飞去，一遇到下雪天，我扫空一块雪地，撒上秕谷，用木棍在上面撑一个筛篓或筛子，在木棍上栓一根长长的绳子，离开雪地躲藏起来。不一会一群麻雀就会窜到下面觅食，此时把绳子一拉，筛篓或筛子落地，逃不走的麻雀全部都扣在了下面，然后小心翼翼的把筛篓或筛子揭开一个刚能伸进一只手的缝，把麻雀
一个个抓出来，一次能扑到不少麻雀，剁下麻雀腿上交任务，把麻雀身子塞进炕洞的柴火中烧熟了吃，烧熟的麻雀上蘸点盐，吃起来真香。我有时还把烧熟的麻雀肉带到学校给同学吃。这一年我在班里捕麻雀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少先队改选后，我被选为大队委员。
在我们班里，捕麻雀的能手还算是家住古浪县十八里铺的高凌，他的弹弓打的很准，几乎是弹不虚发，丸到雀落，寒假后他是全校上缴麻雀腿最多的一个，在除“四害”的庆功会上他登上了主席台，受到全校师生的欢迎，热烈的掌声就是对他的赞扬。这个深山里来的少年，是我的同桌，他老实敦厚，从不显露自己，是一个平时连任课老师也对不上号的人，这一次他成了学校的名人。新学期开了化学课，老师在讲台桌上摆了几样玻璃器皿，我俩小声嘀咕着那些化学课器皿的名称。说实在的，之前我俩谁也没见过那些器皿，只是在预习功课时见过那些器皿的画图，印像也不是很深。老师拿起一个试管，突然点名高凌回答“你知道这个仪器的名称叫什么？”高凌未加思索地回答说：“是温度计。”他这一说，全班同学轰堂大笑，弄的高凌面红耳赤。自后“温度计”的雅号就成了高凌的代称。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辍学了，直到一九五九年我到十八里铺逃荒时见到了他，还发生一段有趣的故事，这是后话。
捕麻雀还发生过一件很可笑的事，这件事与我小姑有关。
一九五六年国家对玉门油矿、兰新铁路进行着大规模的勘探、开发和建设，给武威人带来了福音，新关一些稍有文化的青年告别了他们的祖辈们面对的黄土，被铁路和石油单位招为工人，给望子脱农的人们开辟了蹊径，我婶婶把他们做为榜样对我进行教育，常对我说，要好好念书，将来到外头找个工作，不然的话就去拾大粪，一辈子捋牛尾巴。这些青年的家长也是得陇望蜀，都想给自己的儿子找个有文化的对像，若有机会带出去也好找个工作。那时新关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女孩确实不多，我的小姑却考入了中学，年芳十七，成了这些人家盯瞩的对像，有不少人家早早地来约定亲事。
当时的武威人，思想观念比从前有了大的变化，但在婚姻问题上还是基本延续着传统的习惯，寻亲先是由媒人来说合，女方家长若有意愿，才能允许自己的女儿和男方见面，见面后双方都有意向，就约个时间意思意思，用简单的礼品，如手娟、袜子、荷包、笔记本、钢笔等作为信物交换，这叫“递换手”。那时一般的人家买不起钢笔，要送一支钢笔也算得上是比较贵重的礼品了。递了“换手”这才是男女青年的初次见面，与婚姻关系的确立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