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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依据此园原系康熙织造隋氏旧产而有此猜想；人，有金绝对是要往脸上贴的，文人，犹甚，反正吹牛也用不着上税。据清人钱泳《履园丛话》：“随园在江宁城北，依小仓山麓，池台虽小，颇有幽趣。乾隆辛亥春二月初，余始游焉。时简斋先生尚健，同坐蔚蓝天，看小香雪海，读画论诗者竟日。”按我肮脏想法，当时，他作为江宁知县的这次地产交易行为，肯定有猫腻，肯定三文不值两文，而且肯定名曰废园，未必会多么荒芜颓圮的。
乾隆十三年（1749），他辞官后退居园中，以诗酒自娱，他的招牌著作《随园诗话》，陆续问世，其实等于是他主编的一本发表诗作以及评论，不定期出版的刊物。由于中国的官员，好风雅；中国的文人，好高攀；中国的百姓，好追星；这部点铁成金、一举成名的出版物，风靡大江南北，影响巨大。那时，他不用付给作者稿费，相反，而是投稿者、送诗者、求评者、唱和者，是要具一份贽见之礼，而且恐怕不能太过菲薄。这样，《随园诗话》是他的生财之道，遂成了他的一棵摇钱树。
他称他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可好风雅，是要有物质基础的，以上诸好，无一不需要大批银两来开销打发。因此，一个文人，活得苟且龌龊与光明磊落，活得小肚鸡肠与达观奔放，活得低三下四与清高正直，活得软弱缺钙与铁骨铮铮，都可能合二为一，并行不悖的。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那个封建专制社会里面一个文人，不准备拿鸡蛋往石头上碰，还想活得长久一点的处世哲学。心里想的，嘴上说的，身体力行的，绝对不可能三点成一线，像小胡同赶猪那样直来直去的。在中国，有几个文人，不多好几个心眼呢？
这就是袁随园让当时人、让后来人摇头不迭的现实主义。
我是不怎么服气那些动不动指责文人患了软骨症，或佝偻病的勇敢者、大义凛然者、怒发冲冠慷慨激昂者的声严色厉、义形于色、气冲斗牛、壮怀激烈，可我一直在想，阁下，你为什么不身体力行做出一个英勇赴义视死如归抛头颅洒热血的样子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却总是抄着手、抱着拳，说不定还搂着一位娇滴滴的三陪女，要别人往刀尖枪口上撞？这种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蛊惑，是不是有一点居心不良？
历代统治者对付文人的两手，一是文字狱，一是利德禄。硬的一手用来镇压不合作的反抗者，软的一手用来收买肯合作的顺从者。袁枚绝对不是前者，但也不完全是后者。他能苟活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一辈子平平安安，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在快乐中度过。看来，统治者的这两手，对他不起什么作用，实属难能可贵。
一，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中，众所周知，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部生存史上，活得最沉重、最熬煎的时期。袁枚就好比在荆棘丛中行走，能够毫发无损、溜光水滑，连一片草叶、一根树针、一颗带刺的毛蒡子都沾不着，你不能不佩服这位随园先生，老滑到成了精的高超水平。
二，袁枚之尤值得敬服之处，就是只做了不到十年清朝的官，能够断然不再浑水，能够放得下这顶乌纱，能够不像我的那些同行，为谋得一官半职或者只不过一个理事、委员虚名而削尖脑袋钻营；为求有坐车、医疗、住房的优越待遇而磨穿鞋底奔走；为装嫩，装少壮，装年富力强，把头发染得黢黑油光；为年龄到点不得不下台又不肯下台而殚思竭虑赖着不走，活得实在太累太累。袁枚一甩手与官场拜拜再见，与利德禄拜拜再见，还真是表现出中国文人所固有的清高气质呢！
老实说，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做哪朝的官，也比做满清主子的奴才强。
我十分欣赏袁枚的一点，就是他觉悟了，老子不陪你乾隆爷玩了，他未必敢这样公开发表宣言，但实际上他果真不再去当奴才。用不着一张嘴，喳；一屈腿，跪；一趴下，磕；然后，万寿无疆，臣罪当诛。对袁来讲，这一切，统统去他妈的王八蛋了。
不要说大清朝，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像袁枚这样弃官而去者，也不是很多的，能不为他的这种毅然决然的大解脱喝一声彩吗？
他的两位学弟，就不如他想得开了。蒋士铨乾隆二十七年任顺天乡试官，《通考》纂修官，乞假奉母南归，估计受到袁随园的一些影响，也想当一个彻底的纯文人，求得不当奴才的自在。可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因高宗在诗中念及他这位江西名士，乖乖！这可不得了啦！万岁爷还惦着我咧！我估计，喜极而泣的同时，那当奴才的劣根性，随着泪流一片而复发了。为了感激天恩，又屁颠屁颠来到北京。他哪知道日理万机的帝王之尊，会把随便说的一句话当真？蒋先生只好在国史馆当编辑，作书虫，坐冷板凳。可他那以为有朝一日可以当上国师的梦，始终醒不过来，就这样，一直到乾隆五十年，仍被雪藏着，不但没有发达，反而因北方气候的不适应，患了类风湿病，终于不治身亡。
而赵翼这个大文人，他的《陔余通考》、《廿二史札记》，几为治中国史者案头必备之书，这都是他乾隆三十七年因受到降职处分，辞官解职期间所撰著。虽然，他数次下狠心，此后“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可他从乾隆二十一年起，入军机处供职，一直到嘉庆十五年，死前四年，奉旨赐三品顶戴，将近六十年的为官生涯，无论擢升，无论黜降，那甘心为帝王奴才效死终生的宗旨，从未超脱出来。可是，做官真的使他得到快乐了吗？一则《军机直舍》随笔，记其军机处的生活片断，略可了解为奴才之不易。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官员同直，则余亦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营之军机房明窗净几，华褥绣毯，当笔者倚隐囊椅而坐，颇顾盼自雄，余不觉爽然失也。（赵翼《檐曝杂记》）
写此文时，已是晚年，能以一个文人的认知，来看待自己的经历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却依然读出为帝王奴才久了以后，那卑下的品位和格调。看起来，磕头磕多了的奴才气息，长在骨头缝里的，也难轻易褪掉。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专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也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论。
在那个黑暗王国里，在精神的扼杀胜于一切压迫的时代里，纵使有天大的才华，也只能付诸流水，任其消逝，化为乌有，抱憾苍天。因此，无论为叛逆，无论为奴才，也无论既非绝对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丝缝隙中求生存，如袁枚这样侥幸者，在这样一个高压窒息的乾隆年间的政治气氛下，作为诗人的袁枚，除了倡“性灵说”，还有别的道路可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么？
他之这样做，固然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也是为免受文字狱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毫无疑义，袁、蒋、赵，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得大发展，当有大成果，如果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写，不知该给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华章？然而在统治者的精神阉割下，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润到心灵的腐蚀下，他们不得不风花雪月，不得不游戏人生，不得不关在随园那小天地里，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脱节，不得不改弦易辙、奉旨填词，不得不官样文章、马屁哲学。因此，袁枚所发起、所推动的倡写性灵，摆脱陈腐的新诗歌运动，对于清代文学的发展，多少起到一些促进作用，也就是难能可贵的贡献了。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双子星座似的诗人，也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而且，远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产生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假如，倘非满清“盛世”，对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严酷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