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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不安全心理；过去的不安凝聚了个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当今的不安则分化着人们的忠诚归属；因为如果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国家能够借助于比它更庞大的区域共同体来增进安全；那么；客观上会造成人们对于新共同体的忠诚；尤其是那些具有更多文化同质性或相似性的地区；经济全球化的压力和异质文明的距离共同强化着地区内的一体化功能。同时；一体化造成了外部整合力量对内部一国的影响更加容易；产生和平干涉的效果；强调区域合作；甚至可以使参与国在政治和文化上逐渐标准化；这里就有个潜在的超国家秩序问题。地区一体化抵御霸权的功能在于；参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民族国家可以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联合或组织国际规模的活动；把超级大国的干扰降低到最小程度。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过于夸大这一作用；因为地区一体化的不发达与世界多极化的不成型；整个世界还处于阻止强权的弱势阶段。但这应预示着未来的发展趋向。地区一体化的现实状况是：（1）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上；经济层面明显大于政治层面。（2）多数地区一体化进展缓慢；原因在于分歧大于团结。（3）因徘徊于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权力与影响、实力与法律等两端之间；地区一体化会不时产生逆转现象。（4）某些大国尽管口头上赞成地区主义；但却不愿仅限于地区；而是在不断维护和增进其影响世界事务的权利。（5）许多国家对大国搞全球一体化还是地区一体化心存疑虑；等等。
（三）
正像人们的忠诚可以转向比国家大的地区共同体一样；这种忠诚也同样可以转到像联合国一样的世界机构或全球性组织。因为全球化已经产生出单个国家或地区难以解决而又事关人们切身利益的许多问题；社会发展已使人类面临新的威胁；正如哈贝马斯指出：长期以来各种危险的全球化客观上将世界连接起来；使之变成了一个建立在所有人都面临之危险基础上的非本意所愿的共同体。①这就应运而生出具有全球规范效应的法律和道德体系。各类型国家自愿地遵守国际法等规范常常出于这样一些强有力的动机：（1）国际交往与有秩序的合作对于参与各方都有利（由此而产生规范渴望）。（2）客观存在着互惠的需要。（3）公共利益分享机制的驱使。（4）国家声望的考虑。（5）免遭国际制裁等。②
由于全球规范内含一定的价值标准；不会与所有现存文化同质；所以必然出现难以克服的不和谐；从而制约了规范的发展。我们不能将全球法律等规范产生和发展的障碍归咎于文化多元性；而是应主要归因于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不相容性；起码目前如此。更为有效和更具接受力的法律将取决于贫富两类国家之间差距的弥合程度。然而；由于现实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悬殊；国际规范更易于偏向发达或权重的国家；这些国家更愿意维持一种有利于己的霸权秩序。对它们来说；遵守国际规范与霸权利益可能是一致的。即使出现不一致；在遵守国际规范与采取霸权或单边主义之间；它们也有更多的随意度。比如；美国半个多世纪来一直为建立和维持霸权煞费苦心；美国管理经济和社会都以制度建设见长；在国际上也一贯以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来巩固对它有利的国际秩序；而绝不仅限于强调“领导地位”、“单极世界”或干涉他国内政。③尽管如此；美国还经常游刃于国际合作与单边主义之间；时而强调国家主权秩序；时而强调全球秩序。
二 现实主义秩序与理想主义秩序的重叠
应当说；理想主义一直伴随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只是其关怀对象历经了从神到人的变化。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前；世界和平秩序的各种理想都是围绕神（上帝）———宗教（所）———国王三位一体权力结构图而展开；欧洲的政治历经了神权笼罩下的城市国家、君主国家、最后走向民主国家的变迁；与此相伴；欧洲“普世”的理想主义也从对神的关怀走向对人的关怀。然而；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并不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而主要是在现实主义主导下确立起来。超越国家来关注人的理想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体现为一种抽象的终极关怀。①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全球国际机制的发展；国际社会似乎才有实施理想主义价值原则的现实土壤。从1948年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到当今一连串的国际人道主义干预；重建国际秩序的理想主义色彩越来越浓烈。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似乎映出战争的新形式：强国似乎是以原则和价值观念而不只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发动战争；也就是说他们起码在名义上高举的是为了别人的命运而战的旗帜。但在公理与强权的对抗中还是强权最后成了“公理”。本来；理想主义的追求可以对构筑新秩序产生较强的启迪性；甚至已经使世人看到克服战争与和平这一对峙关系的前景；而理想主义逻辑与单边主义权力政治结合；使人们很快又陷入现实主义逻辑中。
其实，现实中多数国家同时在两种泾渭分明的法律、道义等规范层次上行事；“高级”层次强调抽象原则；即反对暴力；赞成正义、利他主义和善良；“低级”层次上则是实用主义规则支配国家行为；因为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运用和遵守着相同的国际准则；②那些抽象的“高级”原则却往往沦为有形的国家利益、派系利益或个人利益的牺牲品。世界各国对人类业已形成的民主、自由、和平、安全等表述虽然都表示赞同；但真实的解释和执行的背后却是思想对立。比如；世界各地最广泛一致的舆论就是反对战争并避免战争；在战争问题上仿佛存在着真正的世界舆论；但这种一致仍是在抽象的道德或政治向往层面；一旦具体到特定的战争或进行时态的战争；世界舆论便分裂为各国的不同舆论。
在权力政治逻辑中；国际政治有两个基本构成因素；一是为追求目的而形成的国际价值；二是作为获取、维持和扩大国际价值手段的权力。国际政治具体现象是由当事国所认定的价值及其与别国如何结成恰当的权力关系所规定的。所以；国家之间围绕权力不仅会存在对立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建立合作关系和结盟关系。虽然参与国际政治的各行为主体都抱有安全、富裕、繁荣、和平等目的；但为了达到目的；各自采取着能够使其他行为者接受的举措；由此对其他行为者构成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权力就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意图而满足他国条件的能力。以这种权力理解国际政治；国际政治就成了以权力关系为媒介的行为主体间的国际价值分配过程的相互作用。③由于不平等的国力分配；法律上主权平等的国家在其行动之前；获得、维持权力的潜在能力存在着极大的差别；因此；在价值实现与条件满足之间；每个国家找到的是各自不同的权力平衡点。
也就是说，尽管存在基于不同文化、不同利益观基础上的不同国际价值的理想标准；但由权力决定的国家地位的不平等则造成不同价值理想的作用不同；并产生出强势与弱势之分。不仅如此；自从价值之间有了权力因素的存在；理想的追求往往引出灾难性实践。比如；渴求绝对安全的和平主义是一种理想；但军事力量与国家理想结合作为保证国际安全的支柱；就为现代的全面战争提供了一种政治框架。只要现代国家决心履行它们保护本国公民生命财产的诺言；那么掌管这些国家权力的人就必须诉诸一切可能的手段去对付那些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这样；寻求安全可能是导致冲突的根由。外交可以为首选；而一旦通过外交手段所进行的努力失败；战争则仍然最具说服力。战争作为达到现实目的与安全理想的工具二者本应截然不同；但赢得和平的理想在应用到击败敌人的残酷战争中时已经降得非常次要。于是；“安全———战争”成了周而复始的循环过程。④在单极格局中；即便霸主国能够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政策运用自如；国际社会能够依照并实施强权方的价值理想；霸主国仍然需要寻找那些事关合法性问题的答案。人道主义国际干预已经按照某些大国的规范在进行；但起码有以下问题有待解决：（1）人道主义干预与《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权原则还不一致；只有在安理会声明某国家行为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惟安理会才可被授权处置；否则都不合法。（2）现实存在的人道主义干预既没有消除人道灾难；甚至成了人道危机的一部分。（3）对国家秩序和世界秩序同时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