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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采访团下榻该县宾馆。晚宴极其丰盛。饭后主人安排联欢舞会，一项不事声张的“补救”行动同时悄然展开。钟路琳是后来才有所意识，开始时她懵然不明。
有一位姑娘于舞会期间主动找钟路琳搭话。姑娘姓王，供职于本县报导组，为基层新闻干事，衣着时髦，看起来挺会来事。王干事向钟路琳要了一张名片，说她非常崇拜首都媒体的大记者，特别崇拜钟路琳这种年轻漂亮的女性大记者，她总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成为钟路琳这样的人，因此她非常希望能够跟钟路琳保持联系，得到钟路琳的指点。钟路琳给了该姑娘一张名片，却不多说，言辞方面极其吝啬。王于事倒不计较，她看过名片，注意到上边只有单位电话和传真号，立刻找出一支圆珠笔，问钟路琳的住宅电话号码，打算记在上边。钟路琳摇摇头说，她家里没有电话。
“没有？”王干事圆睁双眼，非常惊讶，“为什么呢？”
“装不起。”钟路琳冷笑道，“因为缺钱。”
该干事居然听不出钟路琳话里的讥讽，接着还问，这回要的是钟路琳手机号码。钟路琳说她的手机没有号码，因为欠费已经给停机了。
王干事怅然离开，找别的女大记者要名片去了。
联欢舞会在十点左右结束。钟路琳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个县接待上颇用心，也舍得花钱，记者们无论职务职称高低均一人一个标间，不必跟个谁谁临时同居，共享抽水马桶和睡觉磨牙之类恶习。这一点让钟路琳觉得满意。她这人有些落落寡合，不擅长跟随便什么人来事。钟路琳回到宿舍，刚在写字桌边打开笔记本电脑，门铃响了。
来的是姓蒋的主任。笑容可掬，非常亲切。
蒋主任送两包茶叶，包装非常精致，看起来价格不菲。他说，本地一点土特产，不成敬意。他询问对本县的工作包括接待工作有什么意见？钟路琳说没有，感觉挺好的，所有一切都是。然后主任告辞。忽然他说：“对了，给个联系电话好吗？”
钟路琳在那一刻心里一跳。她有一种直觉。
钟路琳暗号照旧，决不慷慨满足对方。当然她不好再拿什么欠费停机之类玩笑之辞戏弄人家，尽管年纪不太大，这人毕竟是个主任，不是刚出道的小女生。钟路琳推托说她就要搬家了，待有新号码再告知主任。
“倒要请主任留一个能找到人的电话。”钟路琳说，“我可能还要请主任提供点情况，帮点忙。”
姓蒋的主任给了张名片，片子上该有的全有，包括住宅和手机号码。这片子其实钟路琳早就有了，采访团所到之处，当地官员特别是负责接待的官员总是把他们的名字和头衔传单一般地撒，不过撒得一多也就不知道谁有谁无了。
近十一点，门铃再次响起。钟路琳关上电脑过去开门，一见来客不觉一惊：竟是本地政府最高首长，县长李彬，后面还跟着个年轻人，可能是秘书。
“钟记者有烟吧？”县长笑，“讨支烟抽。”
原来这位看上去目中无人的县级大官却是暗藏心计，他在吸烟室里两眼盯着天花板抽烟，看都不看钟路琳一眼，却在不声不响间把她给记住了，他还记住了茶几上那包烟的牌子。他说，钟路琳抽三五香烟，他挺惊讶。这种洋烟挺冲，很少看到女士有此雅好。他还感觉亲切，因为他不幸嗜烟，从来只抽一种，就是三五牌。今晚他到宾馆跟采访团朋友们辞行，口袋里的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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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完了，别人给的抽不惯，就想起了钟路琳。
这位县长进了钟路琳房间。年轻人没跟进来，守在外头。钟路琳给了李彬一支烟，问：“县长就这事？”
他坐下来，说当然不止。县长看来倒干脆，立刻把来意挑明，未企图掩饰。他说，他在晚饭前下达一项指令，让蒋主任等一帮人收集采访团所有记者的电话号码以备联络，资料要求详尽，特别要有住宅电话和手机号。他给蒋的任务是确保百分之九十五，争取百分之百，所有堡垒要全数攻下，最多差一个，完成不了任务，惟蒋是问。蒋主任等一帮人使尽浑身解数落实县长交办的任务，晚餐后，成功率达百分之六十，晚会后成功率上升至百分之八十五，经继续努力，目前所下达任务已经完成，采访团全体记者的重要电话除一人外已尽数掌握，未被攻下的唯一堡垒就是钟路琳。
“我决定亲自上阵，力图百分百圆满。”该县长笑道，“钟记者给个面子吧。”
钟路琳没有说话，顺手抓过一张宾馆短笺，刷刷刷写了两个号码送上。
第二天一早，采访团离开。县长站在大巴车门边，跟上车记者一一握手，亲自送行。与钟路琳握手时他开了句玩笑，说他挺悲哀的，美丽的钟记者看来是只供暗恋，不听任何仰慕者倾诉。他对自己的玩笑作出解释，说他已经认真核对过了，钟路琳给的两个号码都是假的，无一例外。
钟路琳眼皮一抬做惊讶状，说：“是吗？”好像无辜得很。但是在那一瞬间她的心里忽然有些后悔。她想自己可能是过分了。
她对自己说：“算了吧。”
2
回北京后很忙碌，在本报发了篇交差小稿后，“黄金海岸纪行”渐行渐远。
钟路琳已经决定“算了”。如果不是主任的一番查问，她没再想起那个人，还有“打他”的那一番冲动。毕竟小小一个县长，类似人物钟路琳见得多了。
那天上午，钟路琳在编辑部处理一篇稿子，桌上电话铃响，一接，是主任打来的，让她到他办公室去一下。钟路琳挺纳闷，不知又有什么好差事让她顶岗救场。到主任办公室一问，却没有，主任东拉西扯，云山雾罩。
“可可还好吧？”主任问。
“还就那样。”她说。
主任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小物件递给钟路琳。这是个木头小人，串着几条线，一拉线小人的手脚身子动个不停，特别滑稽。主任说这小玩意儿是红松木的，他到东北林区出差时弄的，挺好玩，送钟路琳女儿可可。主任还说起不久前提到的涮羊肉，说还欠钟路琳一撮。他说，这些日子他那个开饭馆的朋友出国去了，等他回来再吃不迟。
“那一回怎么样？”他问，“听说还出了个小插曲？”
钟路琳没听明白。
“是不是车给挡了？”主任解释，“农民造反？”
“这个呀？”
钟路琳明白了，这才是主任今天找她的真正缘故；她告诉主任，那次采访整个挺顺利的；最后一天在北边一个县出了小岔子，不是什么农民造反，也就是几个村子的农民聚集拦截车辆。农民拦截的是一些载运石块的工地用车，那些石头是准备扔去填海的，该地有一个填海造地工程在兴建，农民对那个工程有意见，他们聚集拦车，跟施工单位形成纠纷，双方相持不下，阻滞了交通。
主任点头，表示他清楚了。他评论说，这种事让主办方最尴尬。费老大劲花好多钱弄一批人来，隆重推出得意之笔的同时，总是想让人家觉得本地形势大好，到处欣欣向荣，人家回去了文章也好写些。哪想老天爷就是这么会安排，农民兄弟早不聚晚不聚，偏就在采访团莅临之际出来集体亮相，让记者们一睹其盛，简直就是春光乍泄，不留神让人家看到了私处。尽管是下边县里的事情，省里主办方同样尴尬，没面子不说，万一哪个记者来劲了拿笔一捅，那才叫难受，花钱买骂，痛苦不痛苦？
钟路琳听主任发表议论，不点头，也不摇头。她装傻。主任点到为止，也不多说。再聊几句新开的涮羊肉馆，过一点嘴瘾便彼此拜拜。
当天晚上，钟路琳给小妹打了个电话。小妹姓刘，年纪小，才二十三四，本有大名，却总被叫成小妹，这人性格特别外向，自来熟，人来疯，在一家周刊当记者。钟路琳在国家林业总局的一次会议上跟她认识，那天乘飞机去参加“黄金海岸纪行”时，在首都机场的候机室忽然又碰上了，两人打个招呼，一问，居然奔一块了。后来在采访团里，钟路琳跟这女孩时有接触，说的话比别人多。彼此感觉也都不错。采访回来互相留了联系电话，但是一直也没联络。
钟路琳找到小妹时，她的手机里轰隆轰隆一片噪声，像是美军战机轰炸伊拉克一般。钟路琳问小妹在哪呢都怎么回事？小妹笑，说晚上跟几个朋友吃饭，这会儿在卡拉OK呢。这时噪音小了，可能是走出包间听电话。她问：“你找我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