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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队不在地产公司本部，车行半个多小时才到，在门外只听车间里人声鼎沸。吴桐让小汪先进去把叔弟喊出来，很久没见着叔弟，也顾不上说家常，直接问工人有什么动向。叔弟说正在议论是先去火葬场开追悼会，还是先去上访后开追悼会。吴桐感到事态严重，忙掏出手机打到何总办公室，何总显得很激动，说要想一切办法阻止工人上访，告诉他们只要不上街别的都好商量。挂了电话吴桐怔了怔，像对小汪和叔弟，又像自言自语：咋商量，咋商量？小汪说让他们选出代表，和代表谈。吴桐转向叔弟问：谁是带头的？叔弟说是铲车班常班长。小汪问这人野蛮不野蛮，叔弟说没见过他耍野蛮。小汪说要是有人对吴总动手，咱俩得上。叔弟说这还用说，他是俺哥。吴桐并不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想的还是解决问题，他问叔弟工人赶在这当口闹事，除了同情死了的工友，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叔弟说要求补发工资，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吴桐问你也没发？叔弟说没。吴桐说你咋不早和我说？叔弟说对你说有啥用，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公司要解散机械队，把人一鞭子赶回家，大伙不同意。吴桐不知道扣发工人工资，却知道解散机械队的事，宫讲过。他觉得都关乎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人有权利争取，而公司也理应负起责任。“商量”的基础在此。
坐而论道终不能解决问题，吴桐下了车，在小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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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叔弟的“护卫”下进到车间里。
许是工人情绪过于激动的缘故，没人注意到从外面进来了人。吴桐趁机观察形势，发现车间很是空荡，有限几台建筑机械孤岛似的矗立着。叔弟悄声说，大部分机械都被宫卖掉了，为解散机械队做准备。吴桐发现工人围在一辆铲车旁，听一个五十几岁的男人讲演，铲车上挂满了挽联和白纸花。叔弟说这台铲车是包师傅生前开的，大伙准备开着它去市政府。吴桐哦了声，问讲话的那个人是谁？叔弟说他就是铲车班常班长。群情激昂，声音嘈杂，一开始吴桐听不清常班长讲的什么，可他清楚情势紧迫，到一定程度常班长振臂一呼，队伍便会浩浩荡荡向市府进发，那时想阻止也阻止不了。可他一时又不知该怎样介入，惶惑中不由看看小汪，小汪朝他点下头，穿过人群走到常班长身前，先用手势打断他的讲话，然后贴着他的耳朵说着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在众人眼皮子底下，顿时鸦雀无声。常班长顺着小汪指的方向看，大声说公司派人来解决问题了，我们倒要听听是咋个说法。小汪说是吴总会计师。有人吆会计师来给我们发工资，那我们欢迎。吴桐身上投过越来越多目光，他知道应该出面了，便穿过人缝走到常班长站着的地方，这瞬间他觉得眼前是电影里的场面，自己是电影里的角色。刚刚站稳，便有一个女工擎着一朵白花走到跟前，说和我们一起去给包师傅一家开追悼会吧。他没应声，从女工手里接过纸花。又听有人喊：为什么何绍光（何总）不来？王梅不来？宫汉臣不来？你来能解决问题吗？他转向常班长，向他伸出手，常班长不接“招”，用不信任的眼光看着他。他说常班长我们小范围谈谈好吗？常班长朝大伙发问：他说要我们派代表谈，行不？下面七嘴八舌地吆：我们没代表！我们都是代表！收起这套伎俩！他说可这样什么也不好谈呵。常班长想想问：你能代表公司吗？吴桐说我是公司派来的。常班长问你说话能算数？吴桐说只要我答应了的。常班长说那好，你敢这么说，我也敢毛遂自荐当大伙的代表，但得当着大伙的面谈。吴桐觉得未尝不可，点点头。这时一个瘦高个男工从人群中间出来，站在常班长身旁，说不能让老常单枪匹马，代表我也算一个，这样以后坐班房也有个伴。吴桐吃惊地看看他，下意识地伸出手，那人也伸出手，说我姓安，吊车班的。有人喊安班长。吴桐也朝他叫了声安班长。
“谈判”在众目睽睽下开始。
常班长先提条件，说：“我们首先要为死去的包师傅一家讨回公道，悲剧完全是由公司拖欠工资引起，我们要求为包师傅开追悼会，这一条不答应，别的甭谈。”
吴桐不晓处理此类事情的惯例，可他大致明白两点，一是公司应对包师傅一家的死有态度，开追悼会是应该的。二是这事不能闹出去，以免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他说：“我认为这个事件公司有责任，公司领导也很痛心，追悼会可以开，但最好不要去殡仪馆，就在车间里开，我代表公司参加。”一片寂静，寂静得让吴桐心虚。想自己这态表得是对呢还是错呢？工人会认可？公司会认可？“我个人认为可以。”常班长表态说。“但是，公司要为包师傅一家买块墓地，立一块碑，碑上写明死因。”吴桐想想说：“买墓地应该，立碑也没问题，死因还是不写为好。”常班长想想说：“也行。”吴桐的心松了一下，他没想到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觉得工人们还是通情达理的。他说：“这个问题就这样了，下面大家谈谈有什么要求。”还是常班长讲，讲的就是刚才叔弟向吴桐说的两项：补发拖欠工资和不许解散机械队。吴桐觉得事关重大，自己不好贸然表态。他说：“请大家等一下，我立刻向公司请示。”
吴桐走出车间，给何总挂了电话，在电话里报告了现场和工人谈的情况，然后让他表态。
何总说只要工人不去市里闹事，可有限度地满足他们的要求。吴桐觉得何总的话怪怪的，问句限度在哪里呢？何总顿了顿，说地产公司的事应该让宫汉臣答复，你给他打电话，让他表态。吴桐虽不情愿可还是给宫汉臣拨电话，电话关机，他只好再把电话打给何总。何总气呼呼地说这个宫汉臣耍花腔，回头和他算账。吴桐不吱声，等他表态。何总问句必须马上定吗？拖一拖行不行？吴桐说不行，工人要立刻回复，不这样就马上去市里讨说法。何总叹了口气，说那就告诉他们，工资的事分两步走，眼下先付一半，另一半春节前付，机械队暂不撤销。吴桐又问追悼会，墓地的事呢？何总说答应。吴桐又印证似地追问句这几条公司都答应了是不是？何总抬高声音说句“就这样”。吴桐带着“就这样”回到车间。
当吴桐参加过为包师傅一家举行的追悼会，和小汪离开机械队，他并没因自己的“不辱使命”而感到宽慰，相反平添了一份沉重，觉得自己肩头无形中担起了一份责任，这责任就是代表公司对工人做出的许诺（工人们让他写下一张保证书，他写了）。白纸黑字，重重地压着他的心。
上班不久，吴桐接王前进电话，说已按照他的意见分出几个人去地产公司展开工作，估计一周内可完成那里的评估。他说可以。王前进又说如不出意外；可达预期结果。吴桐晓得王说的预期结果就是零资产。便说辛苦你了前进。
放下电话，他给双桃打去电话，让她转告宫总：评估的人马上便到，要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便利。双桃说她马上去报告宫总。他没把电话直接打给宫，而让双桃转达，自是想让双桃起到“桥梁”作用。由此他领悟到不同的行事方式确会收到不同的效果，他为自己的“茁壮成长”而感到窃喜。
他又想到昨天与关总的见面，想到此他的好情绪戛然而止，他意识到自己与宫的合谋是不洁的（如果不说肮脏的话），是为关总所深恶痛绝的行为。自己昨天还和关总一唱一和，抨击世风不良，而今天便与这不良为伍，可谓是人格分裂，自欺欺人的。
郁闷中他拨了许点点电话。“哦，领导。”“有空吗？”“是的。”“聊聊？”“好的。”
挂上电话，吴桐便打开电脑上阿。所谓“聊聊”，也就是网聊。自在香格里拉夜总会分手后，两人没再见面，但有了新的联络方式：“网上见”。因有了夜总会那一幕，言来语去更增添了些暖昧，吴桐有时忍不住敲出个“想你”、“何时见见？”之类字眼。遇这种情况许点点一概回个“真晕”。许点点这字眼用得恰当，自己确有点“晕”。
“你好吗点点？”吴桐用键盘敲出。“还活着，领导。有什么指示？”“不敢指示，向你汇报，宫的事开始了。”“南昌起义第一枪？”“是。”“什么时候？”“今天。…‘要我向你祝贺吗？”“No．”“为什么？”“行为不端，有什么可祝贺。”“谁行为不端？”“本人。”“哦。怎么又这么想？”“接受了再教育。”“谁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