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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已乱成了这样，官府哪还顾得上给你保护商家！户部虽然不叫西帮撤庄，但珠宝市的炉房也根本无法修复，金融生意就是不想歇市，也得歇了。
天成元京号的戴膺老帮，见京城局面一天比一天险恶，当然也是加固了门户，购买了刀械，还雇了位相熟的镖局武师，驻进字号。生意既不能做了，伙友们只剩了一件事：日夜轮流保卫字号。
字号里最值钱的，当然是账簿、票据。现在已从容作了处置，该匿藏的，精心作了匿藏；必须携带走的，也作了精简、伪装，到时候，说走就能带走。
戴膺感到不大好处置的，还是银窖里那将近八万两银子。对于京号来说，八万两现银，不是一个大数目的存底。去年年底大合账，库底刚刚清了，今年又遇了这种乱世，生意清淡，所以现银的存底实在不多。但经历了前门大火的熬煎，才知道突然出个事，这八万现银真还不好带走！票号走票走惯了，突然要走银，真还得多费心思。眼下京师已成孤岛，信报电报都不通，往外调银只有请镖局。可这么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一家镖局肯揽这种危险的营生了。银市一停，放贷已不可能。再说，商家都岌岌可危，轻易又敢放贷给谁？
戴膺经几天苦思，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京号全体伙友，都可以向京中的亲朋好友，出借银钱；以字号的商银或个人的私银出借，都成；写不写利息，也都成；往出借多少，字号给你支多少；日后时局平静，能收回多少，算多少，收不回的，绝不怪罪。
听了戴老帮的办法，谁都不敢相信！
西帮票号本来有铁规的：在外驻庄的伙友，从老帮到小伙计，都不准个人与外界发生借贷关系，也就是私下里既不能借外人的钱，也不能借钱给外人。为了这条号规，伙友驻外期间，字号只发给有定例的一点零花钱；辛金，身股所得红利，都是下班回到山西后，由总号发给。平时在外，谁也没有自己的私蓄。一旦查出谁有私钱，那是要被立马开除出号的。
所以，初听了戴老帮的办法，谁敢相信？这不是叫大家违犯号规吗？
而且，那样优待的条件，简直等于是拿了字号的银子，到外面去白送人！
但戴老帮毅然决然说：“这事由我做主，日后老号、东家怪罪下来，与各位不相干。现在遇非常之变，所以要有非常的应对。看京师局面，我们就是拼死守卫，只怕也保全不了这八万两银子。与其如此，还不如借给京城的朋友，日后就是收不回来，也算是花钱买了许多人情。这总比被歹人抢去，要强得多！”
这样一说，大家才明白了些。
“再者，及早处置了这八万现银，我们也可一门心思来自卫保平安了。遇此非常战祸，作为领庄人，我拼死守卫的，首先还是各位同仁的平安。老号把各位派到京号来，能不能建功立业先不说，我总得叫各位能平安下班，有个囫囵身子回到太谷吧？”
戴老帮这几句话，更说得大家心热眼湿了。
结果，没有几天，天成元京号就不动声色将八万两存银处置了。说是借给了亲朋好友，其实也都是京城的一些“关系户”，做生意用得着的一些老“相与”。因为大家在京城既无家室，也无私蓄，实在也有不了几个私交。
这样周济京中的亲朋好友，当然还是戴老帮和梁子威副帮借出去的银子多：毕竟他们在京交际广，常拜的衙门也多。除出借给私人外，他们也暗暗张罗着，借给户部和顺天府几笔官债。
天成元这一仗义之举，果然在危难之时为下了朋友。京城的金融业瘫痪后，许多人拿着银票无处兑钱，正犯急呢，真难为天成元还能记着他们。这些受了优惠的朋友，当然是感激不尽
，多少年后说起来还是念念不忘。
戴膺这一着棋，随着时局一天比一天险恶，更显出其英明来。
京城的西帮票号同业，虽然也都关了门，在竭尽全力保卫字号，但对京师局面却有不同看法。大多老帮还是抱有一丝幻想的，尤其是几家大号，一直以为京师局面总不至坏到塌了底。
朝廷虽然对洋人宣了战，可也不见调集各地兵马开赴津门。像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袁世凯这些疆臣重镇，不但按兵不动，还都在紧急上奏：怎么能向东西洋这么多强国同时宣战？一国尚不敌，如此刺激众强国联合起来，一齐来犯大清，实在是鲁莽失当！听了这样的消息，许多老帮还以为，与洋人这一仗不会真打，至少是不会打到京城来。
蔚丰厚的李宏龄老帮，素有毒辣的眼光。可惜他正回山西歇假，不在京城。日升昌的梁怀文和蔚字号的在京老帮，也对京师局面抱有幻想。这更影响了许多老帮。
既认为乱局不至乱到穿帮塌底，各号就在一味拼死坚守，大多没有做弃庄撤离的准备。不但字号里的存银未作紧急处置，就是对账簿、票据，也没有作大的应急处理。等死守到七月，京师陷落，朝廷出逃，天塌地陷一般的大劫难降临时，真都抓了瞎。临时起了巨额现银出逃的，没有不被抢劫一空的。许多京号连账簿也没有带出来。蔚泰厚是在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前夕，起了十万两现银往出逃，只行至彰仪门，就遭到抢劫，一两银子也没留下。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五月六月间，对京师局面未存幻想的，除了天成元，只有乔家的大德通等少数几家。不过，大德通的周章甫老帮，也还没有戴膺那样的魄力，散尽存银，轻装应变。周章甫倒是早作了收缩，字号存银不多。
到六月十八，天津被八国联军攻陷，消息传到京师，大多票号才慌了。洋人能攻下津门，京师大概也难保。但这时再张罗着做撤庄的准备，已经不太容易了。特别是处置各家的存银，真是运也运不出去，贷也贷不出去，还是只有死守。
戴膺听到天津陷落的消息后，倒是很容易就能作出决定：尽快从京城撤离。他们说走就能走人，已经没有太大拖累。需要妥当谋划的，只是选哪条路回山西，路上又如何对付义和团。
走南路，路过的涿州、保定、正定，那都是义和团的大本营。走北路，打听了一下，南口，延庆，怀来，直至张家口，也都成了义和团天下了。既然都一样，何必走北路绕远。
在天津陷落前，戴膺已经和伙友们密谋了一个出逃方案：大家装扮成贩卖瓦盆瓦罐的小商贩，三二人推一辆装瓦盆的独轮车，慢慢往山西走。这种卖瓦盆的小商贩，本就游走四方，又都是卖苦力的，义和团多半不会找麻烦。瓦盆瓦罐，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不用怕拦路抢劫。而瓦罐里，也正好藏匿必须带走的账簿和盘缠碎银。这样推车走千里，虽然苦了大家，但路上平安得多。
在这种时候，还能说苦？
伙友们都说：“别人倒好说，就怕戴老帮、梁副帮受不了这份罪。”
戴膺说：“我不想受这份罪，难道想等死！”
真是也没有选择。
因为早定了这样的出逃方案，买来推车、瓦盆，以及做苦力穿的衣束，也就先一步办妥了。这也不难，不过是遇见卖瓦盆的，多出一点银钱，连车带货都盘下来，就是了。做苦力穿的衣束，那更好办，满街都是。
戴膺本来打算，在六月二十四就弃庄离京。但就在二十一那天，梁子威副帮却提出：他要留下来守庄。反正是一处空铺子了，也不用怕抢劫偷盗，他一人守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危险。
但空铺子里留守一个人，对天成元的名声，毕竟好些。西帮都没走呢，就我们头一家人走楼空？
梁子威这样一说，许多伙友也争着要留下。
戴膺见此，也深受感动。他何尝没有这样想过？但这分明是生死未卜的差事，交给谁？他自家留下，那谁也不会走了。可答应梁子威，实在也是于心不忍。梁子威跟了他多年，是个难得的人才，正可担当大任呢。
他就说：“算了，算了。我看也用不了几天，西帮各号也得跟我们一样，弃庄离京。就这么几天，能坏了我们的名声？我才不信。”
梁子威说：“戴老帮是信不过我吧？我留下晚走几天，也危险不到哪！我跟戴老帮这许多年，也学了些本事，看着守不住，我也撤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