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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匪纵横的中国里，最能引起
国人注意的事件，当然不出战祸与匪
氛；而最能引起国人注意的人物，也当
然是军阀领袖与土匪头目了。但是最
近三年中……奉直大战还不如豫匪的
猖撅与临城的劫车两者来得声势雄
壮……与其以某某将军某某大帅等军
阀领袖充数，倒不如简直选出土匪头
目老洋人与孙美瑶为是！（转引自《民
国时期的土匪》）
时隔八十年，读来仍有一种震撼！
我感到奇怪，当年曾经引发如此猛烈震动的人物，在收有上万人的历史词典中居然找不到一丝踪影，颇为重要的土匪与历史演进的关系，也很难在中国的史学著作中看到论述。那么，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到底遗漏了多少事件和人物？我们的历史研究，到底还有多少空白？如今，学界时兴所谓宏大叙事，热衷于引用所谓新术语，演绎所谓新观念，却忽略那些构成历史肌体的细胞，忽略一些当年曾经影响政局、改变历史行程的细节。可是，如果忽略了它们，也就可能忽略细节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内涵，忽略历史环节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没有这些，历史的框架又如何能立起来？
英国汉学家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的专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则让我读后精神为之一振。作者的详尽考证和缜密思考，为我们打开了观看民国历史的一个新窗户。
贝思飞叙述了临城劫车案背后复杂而险恶的国际背景：
当时大多数观察家还认为（常常
只不过依据一些相关的但并不重要的
证据），日本人参与了“临城劫车案”的
策划，据说日本人这样做是为了使他
们在从青岛撤离之后掀起一个诋毁中
国人的高潮。据报告说，乘坐那列注
定要倒霉的火车的一批日本人在苏州
下了火车，其余的日本人则据说有人
也看见他们警告他们的同胞别买到该
城市以远的任何车站的车票。也有报
告说，这次抢劫后在匪帮的营地里有
三个日本人，其中之一据说是军火走
私商，俘虏们还注意到土匪的大多数，
武器上有日本的标记。（283页）
不仅仅如此，在土匪绑架人质后提出的保释条件中，有一条是要求得到一块几百平方英里的地盘，在国际法令下中立化由土匪自己治理，包括税收，开采煤矿和其它资源，以及扩大通讯联络。贝思飞认为，它们不仅酷似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而且很像日本在它占领青岛的短暂时期内试图达到的目标。他还说，传闻中的日本当局与安福系军阀集团的联系也暗示了这样的牵连。据说张敬尧将军每天都在天津的寓所里接见日本的来访者，而孙美瑶是张以前的部下，发动进攻的那天，孙美瑶刚从张那里回来……
老洋人与孙美瑶大致相似，他们都不只是传统的散兵游勇式的土匪，也不限于单纯的打家劫舍。他们如同一支庞大的军队，制造着轰动中外的事件，如一阵阵旋风，掀起政局大波动。这就难怪，当年的媒体，将他们冠以“兵匪”而非“土匪”。兵与匪，忽而匪，忽而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样的兵匪，在二十年代直系、奉系、南方政府的对峙与较量中，在与吴佩孚为敌的大棋盘上，他们是重要的棋子，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贝思飞提到了这样的传闻：
在1922年至1923年间，孙中山在
准备第一次北伐时，据说与豫西的兵
匪有过联系，要他们骚扰吴佩孚防线
的后方（可能是委托樊钟秀和老洋
人）。当老洋人在1923年被改编成军
队后，据说孙中山的代表依然留在他
的队伍中，而且还在第二年夏天劝说
范明新在北伐军到达湖南，进入华北
时进行策应。据孙中山的一位助手在
信中说，临城的土匪打起“山东自治建
国军”的旗号也是受到南方的鼓励。
南方劝告他们尽可能推迟解决释放人
质的问题是为了给北京军阀当局制造
最大的麻烦。（328页）
不知贝思飞的叙述是否准确，但另外一个史料多少可以看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各方之间总是互为关联，互为影响。1923年6月29日，在发生临城劫车案一个多月后，广州南方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及其外交部长伍朝枢就这一案件联名发表一份对外宣言，宣言中谈到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一案，外人诧为
奇闻，吾民则司空见惯。类此
之案，且来可更仆数。试观临
城，四周百英里以内，北方军阀
奄有五省之地，拥有五十万之
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祸国殃
民，颟顸偾事，为何如耶。……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1551页）
历史就是如此错综复杂。或许吴佩孚当年就很清楚，当他为清剿这些兵匪忙于调兵遣将而元气大伤时，在一旁暗自发笑的对手，一定不止一个！
孙美瑶死了。老洋人1924年1月也在吴佩孚重兵清剿下被逼得疲于奔命，最终被手下人击毙。然而，土匪现象一直存在着，“匪”与“剿匪”的概念，在很长时间里也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术语。对立的双方，无论执政者或者反叛者，都习惯将对方称作“匪”，哪怕这“匪”在政治含义上其实早已大大不同于孙美瑶或者老洋人。
真正意义上的土匪，不可能摆脱历史大漩涡的波动。在依然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他们要么被利用，要么被改造被整编，要么被剿灭，不会有别的结局。他们的生存方式、作战方式和策略，对于处在弱势的政治力量，无形之中也成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土匪，或者说兵匪，现在纠缠着吴佩孚，尔后仍将把历史纠缠。他们是历史舞台上不断变换脸谱的角色，为历史叙说，提供一个又一个传奇。
6 一本破旧的春秋
谁能想到，在《时代》封面上出现后还不到一个月，被称作“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
给他致命一击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个著名军阀冯玉祥。直奉大战开始后，直系军队王怀庆指挥的第二军溃不成军。1924年10月12日，吴佩孚亲往山海关督战，也未能挽回败局，只得退守秦皇岛，急调后援兵力前来。正在此时，任直军第三军司令的冯玉祥，暗中与奉系结成同盟，从前线奔回北京发动兵变，将曹锟囚禁，吴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残兵乘船逃离，风云一时的直系自此转入颓势。
在冯玉祥看来，自信、自傲的吴佩孚，却是自调兵遣将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败的祸根，而非他的反戈一击。在四十年代撰写的回忆录中，冯玉祥讲述了一段吴佩孚在北京讨逆军总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
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条桌，挨挨挤挤，
坐满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
到有人大声地报告道：“总司令出来
啦！”嚷着，吴佩孚已经摇摇摆摆走到
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
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
夹袄，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
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
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
靠住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一位懒散的
乡下大姑娘，于是口授命令。……念
到中间，电灯忽然灭了，半晌才复亮，
王怀庆（直军第二军司令）和我坐在一
处，附在我耳朵根低声笑道：“不吉！
不吉！这是不吉之兆！”我笑而不言。
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
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我的
生活》，399页）
冯玉祥的描写是否真实已无法求证，但却为我们勾画了民国史上如同小说演义一般的传奇一幕。更为重要的是，他渲染的现场预感竟成了现实。
一代枭雄吴佩孚的命运，在他乘船逃遁时就彻底改变了，。他的虎视天下已是明日黄花。
两年后，鲍威尔最后一次采访吴佩孚，时在 1926年与1927年之交的那个冬天：
这大概也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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