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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1896年在登州考中秀才，1897年离开家乡前往北京，投笔从戎，开始闯荡天下。卢斯的父母则在吴佩孚离开登州的这一年来到登州，几个月后卢斯在1898年4月出生。吴佩孚虽不可能与卢斯父母见过面，但他对登州城里的传教士们应该是熟悉的。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吴佩孚曾在长老会传教士麦考文创办的学校——文会馆就读过，但只是肄业。（见《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在他离开登州后，卢斯的父母前来掌管的恰恰就是文会馆。
尚不得知，卢斯1912年与父母一起离开中国时，是否听说过吴佩孚这个名字，此时的吴还只是曹锟部下的炮兵团团长，没有太大的名声。不过，十二年过去，到了1924年，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尽管有可能此时卢斯已经知道吴佩孚是登州人，但《时代滩定他为封面人物，显然不会为此。
自袁世凯1916年去世之后开始的北洋军阀时代，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跑马灯似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黎元洪、孙中山、张勋、段祺瑞、徐世昌、曹锟、张作霖、吴佩孚……但到了二十年代初，真正引人关注且前途被普遍看好的莫过于吴佩孚。上海英文杂志《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美国人鲍威尔（John Powell），曾多次采访过吴佩孚，在他的印象中，吴佩孚颇有才干，他甚至认为，与其他军阀相比，吴佩孚更有可能统一中国。他写道：
从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战
时期。在这一混乱阶段，昊佩孚比其
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
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
物。吴总是让访问他的外国人大吃一
惊，因为他的面貌，很不同于一般的华
北人氏，有一嘴短短的红胡子，长脸高
额，鼻相很好。比起别的军阀来，他受
的教育要好得多，是得过功名的前清
秀才。（《鲍威尔对华回忆录》88页）
看重吴佩孚的能力与实力的不只是的威尔一个人，在1922年更为重视他的则是来自苏联的特使——越飞。
1922年8月越飞来到中国，在前往广州与孙中山见面之前，曾率先与吴佩孚接触，试图与之合作。显然，苏联需要支持一个与他们合作的中国势力，进而控制中国，以与日本对抗。 1922年8月19日，越飞致函吴佩孚，满纸溢美：“……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政治家的老练果敢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的智慧集于一身。”越飞的军事顾问、苏联总参谋部学院院长格克尔将军自洛阳吴佩孚总部返回北京后，越飞立即给苏联国内拍发绝密电报送呈斯大林禀报情况：“（格克尔）从吴佩孚那里回来了，说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以上引文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转引自《文武北洋》159页，李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这便是二十年代初期声名赫赫的吴大帅在世人眼中的分量。不过，越飞的赞美并没有促成吴佩孚与之合作。《文武北洋》的作者设问得好：如果吴佩孚当年接受了越飞的建议而与苏联合作，越飞还会南下去广州寻求与孙中山的合作吗？那么，现代中国的历史很可能将是另外一种发展轨迹。
这里暂将苏联与中国关系的复杂处、玄妙处，留待以后的文章集中叙述，且把目光先集中在吴佩孚身上。1924年吴佩孚正好五十岁，4月，数千宾客云集他在河南洛阳的大本营为他祝寿，其声名显赫达到高潮。康有为也亲往祝寿，并以寿联相赠：“牧野鹰扬，百岁勋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见《二十世纪中国全纪录》）虽有溢美之处，但也颇为形象地概括了吴佩孚这一年在中国重要的、他人难以取代的位置。
对第一次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时代》没有太多介绍，但仅仅下面这段文字，也足以概括出吴佩孚的特点：
他是中国最能干的军事家。他统
治着除满洲之外的整个中国北方和中
原。他任直鲁豫巡阅使，北京位于他
的管辖省份之内。尽管他赞成民主
制，但他的目的是用武力统一中国。
这一政策，使他与满洲的督军，以及南
方的孙逸仙发生矛盾。北京局势有一
个特殊情况，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
的敌人，在曹锟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时，吴帅没有反对，据说他被“买通”
了。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
通文化、科学和文学。他学习很刻苦，
近来他开始学习英语，聘请了一位家
庭教师。他只给教师一个小时的授课
时间：早上4：30到5：30。他还以“说
话柔和、手段强硬”而著称。
介绍中说“现任总统曹锟曾是吴帅的敌人”，有误。吴佩孚作为曹锟的副手，虽然有时也被说成直系中与曹锟相对的一派，但却非“敌人”，更多的时候他被视为曹锟的亲信，也颇为尊重曹锟。民国时期的著名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在北洋时期的不同政权中担任过外交总长，他曾这样说过：“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愎、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锟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顾维钧回忆录》268页）
不过，《时代》的介绍颇为有趣。吴大帅被冠以“军事天才”，他不仅“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还具有开放意识，人到五十居然还在清晨学习英语，令人刮目相看。以这种方式介绍一位中国的军阀，显然很符合美国读者的口味。
秀才出身的吴佩孚，素有“儒将”之称。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1925年在汉口曾采访过吴佩孚，在谈话中，吴佩孚引用孔子的话来说明外国对中国的影响既好又坏。他还告诉斯特朗，他盼望日后能退隐寺庙去过反躬自省的生活，并在扇子上题写一首诗相赠。（见《千千万万中国人》第5页）吴佩孚诗中写的什么，斯特朗没有告诉我们。不管是故意作秀，还是自幼形成的读书人习惯，吴犬帅在外人面前乐于引经据典，不时挥毫赋诗，显露几分儒雅，这正是他的高明处。而这一点，使他迥然有别于张作霖、张宗昌一类粗野的军阀，更能获得世人、特别是外国人的好感。
南方孙中山，东北张作霖，都是此时中国叱咤风云的强者；在北京，还有民国总统曹锟——吴佩孚的老上司；但《时代》没有选择他们。
本期《时代》也谈到了张作霖。称他是“一位虔诚的帝国拥护者，即拥护君主制的人”。还介绍说：“满洲大约有德克萨斯和科罗拉多两个州这么大，在中国北方如此大的地盘使张大帅这位头号军阀无人能取代。”对这位张大帅也有很高评价，说他“思维敏捷，权力巨大”，但同时又认为他“却非吴大帅的对手，曾惨败于吴”。奇怪的是，刊物没有刊登张作霖的照片，却选登了一幅年轻的张学良的照片，照片说明为：
MARSHAL CHANG（张元帅）
“His title is no empty epithet”（他的头衔不再是闲职）
“张元帅”就是张少帅。看得出来，《时代》此时已经开始注意到张学良的崛起：1924年3月，出任东三省空军司令兼飞鹏队队长；4月，出任陆军第27师师长。而到了即将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更是一跃而为镇威军第三军军长，率领奉军主力与吴佩孚对阵。
不过，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即将开始之际，更多的人还是有理由相信，在吴大帅面前，获胜的历史仍将重演。“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时代》在封面上引用这几个字时，正是反映出这一判断。吴大帅镇定自若的神态，仿佛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个具有儒将风度的最强者，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
然而，现实很快将证明，这只是假象。
3 乱花迷眼处
打量吴佩孚周围的人物，首先出现的是曹锟。
我猜想，在选择第一个中国封面人物时，《时代》想必在曹锟和吴佩孚两者之间有过权衡。曹锟是吴佩孚的上司，又时任中华民国总统，从地位、名气诸多因素考虑，曹锟人选未尝不可。实际情况也如此，按照《时代》所定的“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