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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7月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无线电通信专业，留校任助教。
1985年赴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同时就职于美国NetLab通信公司，任技术主管。
1987年加入美国AT&T贝尔实验室，任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
1991年创办Star公司。1992年回国创业。1995年Star与Unitech公司合并成立UT斯达康公司（utstar）后，担任公司副董事长、执行副总裁及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
1998年被《商业周刊》评为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亚洲50位明星之一。
1999年公司销售额达到1．85亿美金。
2000年3月3日，UT斯达康公司在美国纽约纳斯达克上市，3天后股价飚升，涨幅达278％，公司市值直逼70亿。在全球经济普遍衰减，互联网泡沫缩水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倒闭，甚至有些知名企业也一蹶不振。而UT斯达康快速成长，并获得多项荣誉。
2001年，《英才》杂志社与湖南卫视《新青年》栏目合办的评选“中国十大新锐人物”中，吴鹰荣幸当选为“2001年中国十大最聚人气企业家”。
2002年5月22日，吴鹰荣获北京市政府评选的“北京市第一届留学人员创业奖”。
2002年6月，UT斯达康以高速成长入选美国权威杂志《商业周刊》评选出2002年度全球IT企业100强。
2002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将UT斯达康评为中国上市公司100强。
2002年12月，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国家计委和《中国投资》杂志及中华留学人员创业协会联合评选吴鹰总裁为“海归十大创业人物”。
2002年和2003年，UT斯达康曾2次被FinanceAsia杂志评为中国管理最佳的十大企业之一。
2002年12月，吴鹰被《通信世界》评为“2002中国通信业十大新锐人物”。
2003年4月，翰威特公司与《亚洲华尔街日报》和《远东经济评论》联合评选出“2003年度亚洲最佳雇主”企业，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入选，并取得第三名的骄人成绩，在所有的高科技公司中位居第一，并且是唯一入选的电信设备公司。
2003年4月，美国《财富》杂志将UT斯达康评为“全球25个成长最快的企业”之一。
2003年6月，在美国《商业周刊》评选出的“成长最快企业”中，位列第33。2004年4月，UT斯达康进入《财富》“全球1000强企业”。
2003年11月15日，UT斯达康（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吴鹰获得“第四届中华管理英才奖”。
2003年12月28日，吴鹰当选“2003年中国年度经济人物”。
2004年5月，UT斯达康荣膺经济观察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联合50家媒体评选的“2003…2004年度最受尊敬企业”。
满面笑容的吴鹰准时走进会议室，步伐匆忙而沉稳。握手。问好。进入采访正题。记者面前这个著名的大胡子总裁精神饱满、乐观开朗，同时又不乏风趣、幽默。谈到开心处，吴鹰会朗声大笑；而谈到他和创业伙伴们的历程，谈到UT斯达康，吴鹰神情虔诚、认真，而又踌躇满志。
“做大事就要有胸怀。”这是吴鹰对自己的告诫。一种在日本遭到失败、被认为是落后的通信技术PAS，被吴鹰和他的UT斯达康伙伴们带到中国，却由此抓住了一座金矿。“小灵通”在短短五六年间，以倍数级速度扩大业务，到2003年底，已经拥有3500万入网用户。这种发展速度令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为之侧目。
立志做成世界上最优秀、最成功的华人通信公司的吴鹰认定，一个想做“百年老店”的企业必须有长远的打算和强大的竞争力。吴鹰坚信，运气和机遇是可以自己创造的，没有吃苦精神，没有对市场的敏感、没有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就别想有收获。
IT·通信成功秘诀：虚心、恒心与宽心（2）
30美元闯荡美利坚
像许多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一样，吴鹰对外部世界充满着好奇。1982年，吴鹰北京工业大学毕业留校做了助教，并参与了设计中国第一台16位单板计算机。“学校工作环境很好，科研人员的奖金也很高，日子很舒服。我在开发研究中经常接触到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一些技术资料，便萌生了出国深造的念头。另一个很强的出国动力，是那时我女朋友已经到美国留学，我当然要追过去。”
1985年吴鹰考入美国新泽西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出国时只能换到30美元的外汇。花1美元买啤酒，是因为当时国内飞机上不免费提供啤酒。一下飞机，就有个美国女孩走过来，给我看一张很悲惨的照片：瘦骨嶙峋的非洲儿童，胳膊、腿好像只有平常人的手指粗细。我掏出几十美分，但女孩说至少得2美元，2美元是我全部财产中不小的一个数啊。那女孩开始是把我当成日本人了，当知道我是中国人时，她有些失望。我毫不踌躇地往她的募捐箱中投进了2美元我可不想丢中国人的脸。”吴鹰庆幸自己的果断决定：“有人说，我后来的成功也许还得益于这2美元的爱心呢！”出了机场，他就剩27美元了。可是两颗相爱的心紧紧的碰在了一起，他和女友只花了60美分就在中国领事馆办理了结婚登记。
为了挣学费，结婚第三天，吴鹰就出去打工。“入学前，我经过考试得到了一份助教工作。当时报考的学生很多，而名额只有一个。主持这项考试的负责人据说年轻时曾在朝鲜战场上做过中国人的俘虏，当我报考时很多朋友都觉得我不可能成功。考试虽然比较有难度，但我还是得到了这份工作，而且同那位教授关系一直处得很好。”他第一天去教授那儿上班，在地铁口就遇到了一个卖艺求生的老艺人，他毫不犹豫地给了老人20美元。吴鹰打工不仅做助教，而且从最苦最累的搬运工，到餐馆洗碗工他都干过。
吴鹰攻读的是电机系电子工程专业数字信号处理，学业已经非常繁重，可吴鹰还坚持同时打三份工：做助教，在一家小公司做技术开发，在一家餐馆做外卖。做助教既能挣钱又有助于自己的学习，搞技术开发可以为他积累创业和公司管理的经验，“第三份工主要是为支援一位当时正读MBA的朋友。读MBA学业很紧张，他没有时间打工。”没有爱心谁会在繁重的学习任务之下去打第三份工呢？
1986年底，吴鹰进入了美国著名的AT&T贝尔实验室，任高级研究员、项目主管。在通讯领域，贝尔实验室在美国有着一流的水平，而美国又在该领域领导着世界潮流，当时，该实验室就有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贝尔实验室的工作经历对吴鹰影响很大，他潜心于纯科学研究，视野更加开阔，贝尔实验室的多媒体研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我那时就认定多媒体将是今后世界通讯发展的方向。”于是他就选定了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的多媒体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贝尔实验室有很好的研究条件和发展空间，但身在异国他乡总免不了有思乡的情怀，对故乡的情、对祖国的爱时时流淌在吴鹰的血液里。一次受辱的经历触发了他的爱国情怀，毅然决定回国创业。
1987年4月，一个中国大陆的电讯代表团来到贝尔实验室参观、考察，吴鹰负责接待工作。交流的过程中，一个中方代表团成员突然提出了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技术问题，希望得到解答。美方人员听完提问，故意含糊地应付了中方代表几句，就岔开了话题。一旁的吴鹰认为，不应该糊弄自己的同胞，解释清楚这个问题，也不会损害贝尔实验室的利益。于是他正要就这个问题做补充回答。见吴鹰准备开口，他的上司突然站了起来，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吴，你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你可以出去工作了。”这件事犹如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吴鹰的心头。
“当时我们经常接触到国内的电信代表团，由于贝尔实验室的地位，与中国的技术交流和出口受到多方管制，当时有个巴黎技术统筹委员会，严格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常常在交流中谈到重要的技术问题时就不让我们参加。我们就想，我们国内通信市场这么大，很需要高新技术，而且我们也有很多想法，不如干脆就把技术装在脑子里，回到国内来开发、生产。这谁也管不了，是合理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