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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也详细提到，到巴克莱分校前来讲演遍及世界的核状况之下迫在眉睫的核危机的英国历史学家E·P·托姆斯其人，对于问题意识的悲剧性实际情况并不执拗，而是理智性的豁达，性格明朗，讲话强劲有力。我对他印象很深，读过他作为一位历史家工作之一而写的书，总而言之，学问的性质本身创造人的品质，而且他还坚强地反对并抗议核武器，所以我对他怀有充满敬意的信赖。（《魔女与夏里巴里》，新评论社出版）
该论文曾提到的娜塔莉·戴维斯的工作，这篇文章里也有。最近翻译出版的《颠倒的世界》上，出席巴普库克主持的研讨会的文化人类学家以及跨专门领域的学者们之中，看看戴维斯的工作处于领先地位，就完全重新认识清楚托姆斯、戴维斯等等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对于使同时代的所有文化问题活性化是多么有效。（岩波书店出版）
他们和她们，以及早已逝世的林达夫在他一生的最后著作中，不是以对话的形式而是独自书写的形式完成的最后作品《精神史》上，无不对于历史家的定义作了如下的规定，而他们和她们是与此定义完全相符的人。〃历史家，如果真的名实相符，除了是他人写的'历史记述'的受用者之外，他必须是一个经常随机应变，或者使时代、时间逆行，或者横向滑行，有时还要把钟表的时针停下来，自由自在跳跃旋转的人。必须事前就要知道，精神史的入门，是强制进行最极端的操作的。如果向古代传统寻求'精神史'的守护神，那么，既不是缪斯九神之中的库利奥，也不是阿波罗，确实应该是密教元祖的俄耳甫斯，特别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使者海尔梅斯神。〃
我正在打算和敬爱的朋友中的学者、艺术家们创办冠以海尔梅斯之名的季刊杂志，希望历史学家们向这个杂志寄稿。我边读渡边一夫的著作，边整理连续讲演的记录，同时也看法国历史学家的工作，这里不妨列举一个颇感具体而且必要的例子如下。渡边一夫的《泰平日记》中，从佛朗索瓦一世时代的一个市民的日记中引用了如下一段：
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巴黎发生了令人吃惊的疯狂事件。即：五六个人骑着驴，戴着绿色呢绒头巾，在市内十字街，特别是法院大广场的大理石台前，拿着一张卷轴纸，大喊大叫，念上面各种荒唐话，和演滑稽戏一样，实际上是另有打算。这些人特别喊得凶的是'国王要死，贤人们隐蔽之，呆子们全出来'，大肆嘲弄揶揄。原因是把监禁在西班牙的国王（佛朗索瓦一世）去世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大家知道的事终于流传开来的结果。……摄政太后要求巴黎市副长官莫兰处罚他们……但是根本没有执行。据传说，这些人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
这件事渡边一夫理解为确如日记作者的结论，是政治意图的行动。也就是被禁止示威游行的巴黎市民，表面上是演滑稽戏，实际上是自我显示的政治行动。我对这一结论是赞成的，但是也认为，既然有滑稽表层，自然就有滑稽深层，应该强调两者的活力，所以我对年轻人加上了自己如下的解说：
如果这仅仅是政治性的事件，那么，既然摄政太后已经提出要求，巴黎市副长官早就把示威的人抓起来了。因为事情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人们干的，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之所以没抓他们，还在事件的背后不仅仅是政治，用宇宙论的说法就是法国人自古以来的信仰根深蒂固，副长官莫兰是不是对此感觉很深？
不过，如果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发生的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的滑稽戏，仅仅是几个人一时冲动的偶发事件，我的话应有的说服力可就大打折扣了。我想找历史的佐证，巴克莱分校的历史学家告诉我要读《年报》杂志派的Y＝M·贝尔塞的《节日与叛乱》，从那本书上我找到确实合适的一段。这本书有日译本（新评论社出版），所以引用该译文如下。
中世纪的胡闹表演，是１４００年形成制度的，这个制度规定，各社会团体自己演滑稽戏，自己表演自己，用这滑稽镜子照出自己丑态，而且规定这是一项义务。隶属巴黎最高法院的司法书记表演小组，是由年轻的律师、检察官构成的，这是一个这种身分的人居然在大街上表演胡闹审判的时代。但是，这个传统到了１５世纪被严厉禁止，因此，１６、１７世纪成了已经是惟有宫廷里年轻贵族们才耍闹的一种游戏。
就这样，民俗传统的滑稽戏表演，突然遭到政治权力的压禁。然而该政权的危机表现在群众面前的是软弱无力，这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反馈。明白这个过程，我以为就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佛朗索瓦一世时代一个市民的日记，以及渡边一夫解释的意义。
也是这本书上，贝尔塞详细论述了从节日祭祀移向叛乱如果读一读同一主题的另一册著作，即：鲁罗阿·拉杜里的《传说的狂欢节》，就会看到更强烈的魅力。这本书也和贝尔塞一样，同是朴实无华的作者写的书，两者一齐读，更能准确理解原意，我以为这是给非专业人员用的的过程，同时给节日祭祀下了下面的定义：〃节日祭祀，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或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这不能不使我对于自己从事的文学来一个根本的反省。
我以为自己对于文学，和同龄的历史家贝尔塞对节日祭祀一样，一直未停止过思考。我认为，文学，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必须反映。我必须明确地说，也许有人说，这并不是一想就能理解含义的定义，但是我自己把过去许许多多的联系在一起，受同样表现的贝尔塞简明的表现所启示，才能发表这样的见解。我开始表明节日祭祀与文学有相似之处的见解，是借助于历史家安利·鲁菲普尔的巴黎公社研究，至于对两者的综合，在我眼前架起联结两者的桥梁者却是前面提到的巴普康克等人，以及构筑世界范围具有同时性工作的文化人类学者山口昌男。我经常从学者那里学到立足于他的专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而确立的简明扼要的定义。
我确确实实受到贝尔塞启发的是他那简明的定义和简明语言的组合：恐怖或希望。我曾经对《危险与希望美国的科学家运动》这本书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本书符合１９４５到１９４７年这个重要分歧点的年代，详细谈了原子力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而作为能源它又给人类带来了希望。这本书的标题是奥本海默博士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于洛斯阿拉莫斯谈原子力时说的话。他说：〃不是只有巨大的危险，而且也有巨大的希望……如果今后能够谋求和平，那么，就存在为此而开始使必要的变革得以实现的希望。〃此书著者A·K·史密斯是一女历史家，她的丈夫是曼哈顿计划①的参加者。从那以后，危险和希望这个词就刻在我的脑子里。可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说起来实在滑稽，那时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一说起希望，必提绝望这个词和它对称，所谓言语对称结构的所有者一般。（紫竹书房出版）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的代号译注。
由此我思考了贝尔塞对于节日祭祀所下的简明定义，它的方法，恐怖与希望的对置，如此等等的深义。这时，与此相应的事自然也就浮上心头。最近我不再担任为发给新作家文学奖而设的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了。那时我就想今后要写写小说，但是现在写作而且发表作品的青年人给我寄来很多信，从邮戳上看就知道是寄自全国各地的。寄信人表示自己从您担任文学奖评委的评选方法以及所作的评语中得到关心。由此可见，您给新进作家的信表现您的诚实。据说您今后不再参与新进作家的文学奖评选活动了，是对担负下一代的作家们不感兴趣了么？您如果依旧关心，您现在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把许多信的内容综合起来并加以概括，所问的内容大致如以上所说。对于这些信我是打算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