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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照样推却，只求外补。无奈，朝廷委任他为常州知州。知州任上，王安石又得与大儒周敦颐（写《爱莲说》那位爷）相知，声誉日隆。
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王安石终于入京，为三司度支判官（财政部高级官员）。“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授之美官，唯患其不就也。”所以，王安石入朝的消息传来，“闻者莫不喜悦，”都以为有大能人来力挽狂澜。
吊起来卖了这么久，王安石上任伊始，也要弄他三把火，首上《万言书》，其大意即“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时兮命兮，恰值宋仁宗末年，暮气已重，“览而置之”，没怎么拿王安石的建议当回事。
历史、机遇，君臣际会，有时也只是因为某件不足为人道的小事所改变。宋仁宗之所以不“待见”王安石，是因一件小事对他产生成见：一天，宋仁宗见与诸大臣在御花园边赏花边钓鱼边宴饮，宦者们把鱼食用金碟装盛，各置于矮几之上，王安石信手拈来，竟把一大碟鱼食吃个精光。宋仁宗看见眼里，当时也没说什么。转天见辅臣，他讲出自己对王安石的看法：“王安石，乃一奸诈人也，假使他误食钓饵一粒，也就算了。此人竟能把鱼食吃尽，太不近人情，做作得过份。”正基于对他为人的鄙视，宋仁宗憎人而恶其文，对他的主张自然不看重（此事见于《邵氏见闻录》，非正史所记，但作者邵伯温是宋朝大儒邵雍之子，记载非常可信）。
王安石见“三把火”没烧着，悻悻之余又与当政大臣多不和，又恰巧赶上其母病死，便以母丧为名去职。
英宗在位四年，“（王）安石被召未尝起。”有了一次京城之行，王安石深知吊起来卖的重要性，时机不到，再不肯轻易露头。
其实，宋仁宗认为王安石吃光鱼食是做秀，也未必。王安石不爱洗澡，不喜穿新衣，吃饭即使是一大桌子菜，他只吃离自己手边最近的那一碟。著书用心之时，更时常心无旁鹜，有一次写东西，王安石边吃边写，手中东西吃完他也不觉，仍旧一口一口干啃，把自己指头嚼得血乎流烂也不自知。
人与人关系很微妙，估计宋仁宗看见王安石就感觉不好。对于仁宗皇帝，王安石也心怀愤恨，在其日记中对这位先帝大加鄙薄，总以之比为汉武帝。
宋神宗当颖王时，韩维在他手下任记室（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只要宋神宗夸他见解好，韩维必称：“这不是我本人的见解，是我朋友王安石的主张”。年长时久，宋神宗耳朵起了茧，对“王安石”这个名字熟得不能再熟，“由是想见其为人”。
继位之后，求才若渴的宋神宗马上下诏召王安石入京为官，“不至”。
宋神宗也有些惶惘，问大臣曾公亮：“王安石闻名先朝，屡召不至，有人却讲他这样做是大不敬。现在朕下诏召他，又推辞不至，是真有病吗，还是有所要托呢？”曾公亮马上回言：“王安石确是辅相之才，必不欺罔！”其实，当时韩琦为宰相，曾公亮与之不和，想调入王安石这个“新锐”，借机挤兑韩琦。
于是，宋神宗下诏任王安石为翰林学士，“众谓（王）安石必辞，及诏至，即起视事。”知道好机会终于寻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王安石不是真隐士，自然应召。
韩琦三朝良臣，知道有人一直背后议论自己专权，力辞宰相出朝，以司徒兼侍中出判相州。宋神宗对力拥自己登位的韩琦既尊重又感激，临别泣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有知人之明，回答说：“王安石当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宰相重臣）之地则不可。”宋神宗“不答”。
王安石虽答应入朝，也不是一朝猴急，嗷地一声恨不能坐火箭入京。他慢慢悠悠，七个月之后才赴职。此次他之所以心中有根，因为他儿子王雱居于汴京，总爱往大臣韩维家窜门。韩维向王雱转达宋神宗求贤若渴之意，王雱又转父王安石，老王这才“有备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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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不出，奈苍生何！”（2）
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夏，宋神宗终于见到了他慕名已久的王大才子。
君臣一见面，宋神宗就向王安石请教“为治所先”，即施行的大原则。王安石回禀：“择术为先”。宋神宗点头。又问：“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又答：“圣上您当以尧舜那样的古代圣君为榜样，干吗要当唐太宗。”几句话下来，宋神宗非常满意。然后，君臣二人又就“小人”、“君子”相互研讨了半天，气味相投，相谈甚惬。
当年岁末，诸臣廷议，王安石发表自己见解：“国用不足的原因，是朝廷未得善于理财的人才！”
与王安石私交不错的大臣司马光驳斥道：“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如凭空增设法规夺利于民，其害甚于加赋重敛。”
于是，两人在廷上争执不已，“变法派”与“保守派”之争，已见端倪。
转年开春（公元1069年），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为了使自己的主张畅行无阻，老谋深算的王安石建议宋神宗新设一个“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新机构“掌经划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这样一来，施行新法的大权皆掌于已手，王安石又推荐一直力赞已议的泉州人吕惠卿为助手，“事无大小，必与（吕）惠卿谋之。凡所建章奏，多（吕）惠卿笔也。”同时，章惇、曾布等人也大受重用。这三个人，事后证明，没一个是善茬。
任用王安石之前，宋神宗曾向侍读学士孙固征求意见。孙固说：“王安石很有文才，当翰林学士一定称职。但是，如果当宰相，应选气度弘量之人。王安石狷狭不容人，非为佳选。陛下若择相，司马光、韩维皆可充其任。”宋神宗不以为然。
不久，召见王安石，神宗还做老好人，说：“别人都不理解爱卿你的为人，总讲你只知经术学问，不晓世务。”
王安石也不客气，勃然道：“胸中有经术才可以经纶世务！为臣我恨时俗浅薄，变风俗，立法度，正是当今之急！”
偏执狂的生存之道（1）
――王安石大行“新法”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前夜，宋朝廷堂之上确实是暮气沉沉的景象，执政大臣分别是宰相曾公亮、富弼以及副相唐介和赵挼热耍幢坏笔比讼肺降摹吧⒗稀⒉ ⑺馈⒖唷敝钊恕！吧保比皇侵竿醢彩Ｋ紊褡谛氯裰匀豢醋耪獍铩袄铣沙种亍钡墓僭辈凰承模胪醢彩慌募春汀�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宋廷下诏在淮、浙、江、湖六路，实行均输法。均输法主要针对当时税收制度的弊病。想抑制富商大贾的收入，其主要内容为：增设发运使官，负责东南六路的赋入情况。大凡榷买、税敛、上供物品，可根据实际情况，“徙贵就近，用近易远”。发运使还可以根据汴京库存的实际情况，“从便变易蓄买”，存储物品以备需要。如此，即可达到“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作用，最终目的在于国家财政丰盈，民用不匮。
对“均输法”，大臣刘琦、苏辙等人马上表示明确的反对，认为此法太苛，“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其实汉代桑弘羊早已做过此事，当然有敛财的功能，毕竟法术不正，给老百姓以朝廷“唯利是嗜”的坏印象。不久，苏辙等为此辞官而去。
当年十月，王安石又推出青苗法。青苗法，实际上唐代宗时代已经有此名制，“税青苗钱以给百官俸”。宋代的陕西转运使李参因为“部多戌兵，苦食少，令民自度麦粟之赢余，先贷以钱，俟麦粟熟输之官，号青苗钱。经数年，廪有余粮”，但仁宗时已经置行不用，惟恐此法用久生弊。王安石青苗法，在夏秋未熟之时，借钱给农民，以酌中粮价折合，收获庄稼后加息十分之二还粮或者还钱，每年夏秋两次，随两税交纳官家。实际上，越穷的民户，借额越少，而有田有地的人家借额反多，为此，又辅以“抑配”等方法，下死规定，强迫借贷交息。
此法一出，司马光大力反对，他指出其中的弊病：闾里刁蛮富民借钱给穷人收利息，还能蚕食穷困之人，何况以国家的名义依仗法令之名强要人借钱，此举太过份。大文豪苏轼也上书，指责制置三司条例司本身的创建就是床上架屋，致使“民实惊疑”、“吏皆惶恐”，青苗法完全是“亏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