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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阎锡山对此莫测所以，极为恐慌。他想，要回太原重新执政，非投靠袁世凯不可。这时，他探知定襄县董崇仁自幼出入宫廷，与内侍人等非常熟悉，并曾与袁世凯拜过把子，便邀其随同派员一起，星夜进京谒袁，竭陈拥护之意。同时，派人前往上海，面见孙中山请求支援。后经孙中山为山西起义力争，加以董崇仁在京多方疏通，袁世凯才于3月15日任命阎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第3节：地方军阀大结局（3）
当时，山西政府规模初具，新旧两派倾轧激烈。阎锡山暗中操纵，左手拉住同盟会和民主共和，右手又拉着袁世凯的君主立宪。这年8月，同盟会改造为中国国民党，阎锡山被选为参议。但他为稳定在山西的地位，执掌山西大权，对孙中山只作表面上的应付，而采取各种手段，讨好袁世凯。他派人常驻北京，贿赂袁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向袁表示恭顺。荐请任命董崇仁为晋南镇守使，又请任与袁族有亲戚关系的陈钰为山西民政长。还不惜送自己的父亲阎书堂常住北京，作为人质，以解袁的怀疑，取得袁的信任。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阎立即声明脱离国民党，并秉承袁的指令，在三个月内将山西国民党部一律解散。
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图谋帝制，要将各地参加起义的人员一网打尽。袁认为山西处于北京肘腋之下，不容异己存在，便三次传见阎锡山。晋见之前，阎对随行的赵戴文、张树帜说：“此次去见，凶多吉少，如我进去时间太长，你们需留心探问。”他晋见袁世凯时，见袁气色严厉，态度凶恶，便俯首恭顺，故显示庸碌、懦弱和畏惧的神情，使袁对他的气色有所缓和。
回到住所，他对赵戴文说：“真是可怕。”第二次晋见后，他对赵等说：“这一次很好，袁没有上一次那样厉害。”第三次晋见后，他眉飞色舞，笑逐言开地回到山西。后来，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被袁世凯撤换，而阎锡山稳居其位。
次年6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阎锡山被任命为“同武将军”。他颇以为荣，在五台原籍河边村特建门楼，篆刻“同武将军府”，以感袁的知遇之恩。为逢迎袁世凯，他又通过董崇仁的关系，买通袁的女仆，密察袁的意旨，如有所需，无不奉命惟谨。后来，他听到袁之子袁克宽告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这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忡忡忧心放了下来。
其实，袁世凯并没有轻信阎锡山，就在这年春，派其心腹金永山为山西巡安使，以分阎之权力。金到山西后，恃有袁为后台，不仅管民政，还扩充武装，势力很快与阎相当，并事事专行，目无将军。阎便知机而让，改变策略，对于军事一概不问，都委第十二混成旅旅长黄国梁处理。如此日久，太原城中只知有黄国梁，不知有阎锡山。他故意让人说他无能，深自韬晦。金永山秉承袁世凯旨意，在山西铲除同盟会势力。阎暗自高兴，认为这实际上是为他排除异己，日后独统山西扫除障碍。他虽然看到形势于己有利，但却装聋卖傻，袖手旁观。这样，使金永山也觉得阎锡山容易应付，不足为虑。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在这之前，阎锡山就投袁所欲，向其密奏“国本大计”，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得到袁的赏识，在密奏上批复：“颇有见地”。当各地“劝进”风声弥漫之时，他又争先请愿，接连三次电请袁登基称帝，声言：“诚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辛亥革命之初，尝以共和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四年以来，默察国情，征诸经验，乃确信共和之不足以安中国”，“今日改定君主国体，正全国人民希望，诞登彼岸之机会。天与人归，各当其时”，“然国是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锡山窃日夜延颈企望，私心默祝，早日决议，有以符舆情而巩固国基也”。他还指使山西商务总会、山西蔚丰厚和各处票号，假借山西公民等名义纷电请愿，早废共和，而立君主。后来，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他立即致电指责其为“破坏大局，不顾国家”。阎锡山以这种钻营方式，赢得了袁的信任。袁一即位，便封他为一等侯。
袁世凯死后，阎锡山认为再无畏惧之人，不再伪装庸碌懦弱，不择手段，独揽山西军政大权。他对旅长黄国梁专擅军权，又与黎元洪暗中勾结，忍无可忍，便以“黄国梁独断军事，虽无叛徒事实，实已迹尽骄横，军人如此，国家纪纲，尚复何在”为辞，电请北京政府将黄撤职；并派兵包围黄之住宅，迫令其即刻离开山西。晋南镇守使董崇仁，阎原为利用他向袁世凯送人情而对其重用，袁死后，董已无可利用，又兼董对晋南反阎势力不加过问，有违己意，遂卸磨杀驴，将董撤职。晋北镇守使孔庚，在阎出走包头时，虽出过大力，但因孔曾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与阎之意相违，阎经周密的军事布置，逼令孔交出军权。阎在借故铲除异己的同时，自旅长以下各级军官，均委派自己的亲信。收回军权后，他又策划夺取行政权，唆使省议会和督军团会议相继赶走省长沈铭昌及继任孙发绪，自己乘机以护理（即代理）名义，擅刻印信，兼任了山西省省长。
第4节：地方军阀大结局（4）
阎锡山虽然夺取了山西军政大权，但没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总是不大放心。
这时，他看到国务院总理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成了北洋军阀的中心人物，拥有实权，便多方接近，拜段为师，特遣人到北京，通过段的亲信罗仲芳向段活动；又派与内务总理汤化龙有裙带关系的贾景德到京从中为力。当时，北京政府内部分裂，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相互矛盾。他第一个追随段祺瑞反对国会；段被撤掉总理后，他又紧随安徽省长倪嗣冲，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后来，张勋借调停“府院之争”为名，带辫子兵4000人进入北京搞复辟，他又和段祺瑞站在一起，声讨张勋。当段祺瑞兴兵镇压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时，他便致电表示，山西军队随时可供调用，并遵段的命令，派兵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阎锡山亦步亦趋地取得了段祺瑞的欢心，且有汤化龙做内线，黎元洪最后只好同意他兼任省长。从此，山西的军政大权就集于阎的一身了。
阎锡山总揽军政大权后，在山西实行政治扩张。当时，广大人民在北洋军阀明争暗斗，南北战争不休的混乱局面中，渴望和平生活。他抓住人民的这种心理，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表示不参加内战，以骗取人民的信任，在这个口号下，推行军国主义式的“用民政治”。阎既羡慕日本人所说的“武装和平”，又称赞德国人所说的“铁血主义”。他说：“无论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或军国主义国家的政治，都是用民政治，非用民不足以图强。”因此，他主张：“政府政策是军国政策，人民教育是军国教育，社会组织是军国组织。”这就是他推行“用民政治”的思想基础。其内容有所谓“民德”、“民智”、“民财”。其突出的中心事项是“六政三事”，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和种棉、造林、牧畜。为实行其政，他一贯采取严厉主义。他说：“御下临民，应为者必使之为，不应为者必使之不为，如有违者，决不宽假”，“法令”苛刻，动辄得咎，人民被强力压制，不得不勉强应付。他成立所谓“洗心社”，让知识分子每周举行“自省”，灌输封建意识。还仿效日本的做法，实行“村本政治”，建立“行政网”，把每一个人的财产、事业和举动，都要“看得住”、“拿得起”，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
与此同时，他进行了山西第一次扩军。1917年8月，将原有的第十二混成旅与山西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合并扩编为四个混成旅，辖十二个步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营，共有步、机枪一万余支。为提高军队素质，次年底又成立第九步兵团，专门培训军事干部。半年后，该团被命名为学兵团，专收学生施以军训；并在团内附设斌业中学，除讲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