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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居留民会会长和日军舰长来找冯玉祥，掏出日本海陆军刑法，蛮横地要求监禁中国士兵。冯玉祥恼怒地说：用日本军法来判处我们的士兵，显然是侮辱中华民国。说着便举起脚，脱下一只鞋，要狠狠教训这个日本舰长。日本舰长又想用中国军法处置中国士兵，冯玉祥不退让，说士兵负有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有权检查任何人，拒不检查者即为匪徒，士兵打伤这些匪徒不但无过，相反大大有功。日方见威胁不了他，最后不得不让步。以后冯玉祥又陆续惩治了一些目无中国法纪、为非作歹的外国人，使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只得收敛老实起来。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坚决谴责蒋介石的依赖国联、媚外误国和不抵抗政策，对帝国主义本性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在答复熊希龄的通电中说：“宰割弱小民族之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任理事之日本乎？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主义工具而不侮。”10月21日，他又发出通电，提出抗日救亡的十三项主张，即：（一）备战和鼓舞军心；（二）起用革命有功人员；（三）恢复党的民主制；（四）首都迁于适当地点；（五）恢复民众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恢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六）厉行减缩政策，裁并骈枝机关；（七）实行财政公开，应用预、决算制度；（八）严定官吏渎职贪污之惩戒条例，以清吏治；（九）拟定生产计划，以合全国人民之必要消费为原则，国家经营对外贸易，奢侈品由国家专卖，并加以购买之限制；（十）严征累进之所得税及遗产税；（十一）规定公务员之最高薪及农工之最低薪；（十二）制定社会保险法，专设机关以实际执行；（十三）改正教育计划，使人民有平等受教育之机会。1933年1月，日军侵占山海关，2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随后分兵入侵平、津及察哈尔。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劝说下从泰山移住张家口，与吉鸿昌等人一起组织了有6个军、1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其旧部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蒋、汪得知冯玉祥准备抗日，大为惶恐，先是接连遣人游说，继而以官相许，最后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命令进行威胁。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不受利诱，不惧威逼，挥师北进，6月22日收复康保；7月1日收复宝昌；同日迫使刘桂堂反正，进逼多伦。抗日同盟军与敌人血战五昼夜，毙敌千余，收复多伦。时间不长，察北各县全部光复。正当抗日同盟军积极准备收复东北时，蒋介石、何应钦调集16个整师、8列钢甲车、两队飞机包围张家口，封锁平绥线，并展开“银弹攻势”，以利禄引诱抗日同盟军中部分将领，挑拨冯玉祥与其旧部关系。冯玉祥不得不抱恨离去，抗日同盟军宣告结束。对这段历史，他在第二年写的《抗日周年纪念》一诗中作了记述：“察哈尔竖起了抗日旗，六月二十日出兵收失地。没到一月康、宝、沽、多全克复，多伦血战后又向敌追击。这时候有人说我们是赤化，又有人指我们为叛逆，要我去做垦务督办，要我去做训练总监。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懂的！只要我不抗日，什么官都可以商量计议，我明白了他们一贯的主义！压迫我们是为帝国主义吐气，使我不能不把张家口别离。……”在八年抗战中，冯玉祥曾任第三战区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与日作战，斩获甚多；他开办过“三户印刷所”，出版了包括《列宁全集》、《论持久战》等在内的大量革命书刊，积极宣传抗日；他创立了利它社，力图为抗战服务，并利用基督教会组织联系教民共同抗日；他还以自己卖字献宝、游说演讲的行动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广泛发动献金救国运动。此运动捐献金额（除实物外）前后达黄金23000余两。
第21节：地方军阀大结局（21）
献金运动开始时受到普遍拥护，但以后由于各地认购，出现苛捐杂税性的强硬摊派、催逼，运动失去了原先的意义，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引起人们怨忿。所以有些地方流传着一句话，“冯玉祥一到，鸡飞狗跳！”献金运动得来的钱最后也落入了蒋介石的口袋，不知去向。
五、向革命终于觉悟五原誓师，在中国西北部打出了配合北伐、讨伐反动军阀的旗帜，也是冯玉祥思想变化的重要标志1926年是冯玉祥的思想和行动发生重要转变的一年。由于受共产党人、国民党人的影响，加上苏联顾问接触，他于这年元旦通电辞职后决定赴苏联访问学习。3月，冯玉祥启程，5月9日，抵达莫斯科。在访苏期间和来回途中，他与苏联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以及苏共党员、各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使他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理解，认识到中国进行革命的必要和树立鲜明主义的重要。访苏期间，冯玉祥正式加入国民党，并宣布国民军全体入党。国民党中央任命他为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逗留三个月后，他便与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中共党员刘伯坚等人一起回国。9月，抵绥远五原，冯玉祥收拾南口失败后的国民军残军，与于右任、邓宝珊等人组成国民军联军。17日，举行著名的“五原誓师”，冯玉祥宣誓就任联军总司令，并发表面貌一新的宣言：“……我虽然作过几点革命事业，我却没有鲜明的革命旗帜。因为对于革命，只有笼统的观点，没有明确的主张。……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军队所在的地方，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均当帮助。并联合其他民众之团体，共负革命之责任。”五原誓师，在中国西北部打出了配合北伐、讨伐反动军阀的旗帜，也是冯玉祥思想变化的重要标志。
1927年夏，冯玉祥的思想在前进途中发生了逆转。溃不成军的国民军能得以重建，并顺利平定甘陕，获得节节胜利，冯玉祥是感激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
因此他在军队中安插了不少共产党员，政治、党务方面的工作事事与乌斯马诺夫、刘伯坚商量。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多人遇难，冯玉祥闻讯哭之甚哀，在潼关国民军总部召开追悼会，并电令各部队、机关举行大规模追悼活动。这一年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上蒋介石被免职。此后蒋介石派说客滞留冯玉祥处，使冯玉祥深信蒋是“革命的中坚分子”，并把宁汉分裂看成“仅系一二人间之误会”的人事纠纷。在5月潼关会议上，他不同意“倒蒋”口号，主张“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团结一致，打倒军阀，万不可自相水火。”对共产党的态度，冯玉祥在这年6月起了明显变化。
6月郑州会议前，冯玉祥轻信一些人的诬蔑之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不是理解的。他曾斥责农民协会凶横不法，擅行捕人杀人，草菅人命。农民抗租抗税也与冯军征发给养产生过矛盾。妇女运动在他眼里成了“她们所会的，就是骂父母，骂丈夫，讨厌儿女，讨厌家庭，动不动就离婚。以这些为自己不落后与真革命的条件，我实在不敢苟同。……我不懂为什么必须做恶妻坏母才是革命，因此对于她所提的口号也不能同意。”（冯玉祥《我的生活》）。而在郑州会议上，武汉国民政府的上层分子，在会内会外大讲共产党借口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破坏国民革命，对共产党肆意诬蔑。特别是何键的煽动，促使冯玉祥从对共产党不满变为反对共产党，进而发展到公然与国民党反共势力合伍。由于看到汪精卫和蒋介石在反共上的一致，冯玉祥便做了宁汉双方的调停者。在“清党”中，冯玉祥解聘了乌斯马诺夫，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专车遣送武汉。尽管他措辞婉转，规定“惟对此项党人，只准拘留禁闭，不准枪杀打罚”，并礼送苏联顾问鲍罗庭等人出境，但他这时已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犯的历史性错误已经结下了巨大的恶果。
第22节：地方军阀大结局（22）
由于冯玉祥的努力，致使蒋介石于1928年初出山复职。冯对蒋大加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