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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南的办公室
在过去工作的记忆里，总有一间朝南的办公室。办公室在大礼堂里用木板隔断而成，二十来平米的面积，除四五张简单的办公桌外，两张藤制的宽大沙发椅算是屋内唯一的舒适品。过去没事儿的时候，我喜欢去那间屋子坐坐，闲聊，或者在藤椅上晒太阳。
那里时常像闲来的茶馆，自在又轻松。
办公室里都是广播电视报的编辑，和每天扛机器编片子的人比起来，办报纸的人相对安静，那种不急不躁的劲儿让人羡慕，在上窜下跳的人堆里显出他们偏安一隅。
早晨，太阳爬上窗户边的时候，编辑们该到的都到了。
曹大姐往往是最先跨进办公室的一个。我至今记得曹大姐进办公室就撒水扫地的样子，麻溜溜的，一会儿办公室就干干净净了。曹大姐走路快说话快，说完话还有一个习惯性的问语：〃你讲是不？〃或者是〃你觉得咧？
〃但是曹大姐只要在办公桌前坐下来，就格外地心无旁骛，时不时扶着她厚厚的眼睛架，一写就是半天。曹大姐年轻的时候是个美女，戴着厚镜片也挡不住满脸的巧喜。
李秋云是个慢性子，学中医的，中医的阴阳平衡之说让他的一切又慢了半拍。李秋云的眼珠子只有在他格外兴奋的时候，才和常人的转动速度一样，那时候他看上去像有特别的好消息，通常是〃刚才马路上堵了如何了又如何了……〃往往没什么了不起。我喜欢李秋云给人号脉的时候，那时侯他显得很庄严。我的脉细就是秋云先生最先告诉我的，然后他说，你体质弱，不能太累，要经常调养。他还会再有一番阴阳之劝。我总觉得秋云还是应该去当医生。据说秋云是听了某个学文的人的煽动，才弃医从了文，那个学文的人我也认识，我一直想告诉他，劝秋云来码字是他一生最没劲的馊主意。
在制造闲散的氛围上，曹大姐和秋云都是敲边鼓的，和骨子里有闲散基因的人相比，他们生来都算严谨。比如彭胡子，能长毛的地方都长了长毛，不能长的地方就醒目刺眼；他坐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滩，不是肉多，是骨架子格外柔软，一坐就撒平了。彭胡子还给儿子取名〃一笑〃，他自己也对职称评奖一类的一笑了之。彭胡子像生来坐在城楼观山景的，偶尔狡黠一笑，表示他明白，剩下的爱谁谁。
里面还有个清灵灵的女子，扎着两条辫子，是阿炳，最懂得凑趣的一个。她在一旁不显眼，少了她就觉得少意思，年纪轻轻的好似找准了境界，冰雪聪明。
其余的人和办公室无关，比如我、霍红、刘堤洪，偶尔还有老夫子。
第13节：编辑部的故事
大家会在各自闲散的时候，端着茶，有意无意地聚在那间朝南的办公室。
聚在一起，并没什么正经话。这些人骨子里友好，懂得边界，知道在有阳光的屋子里就是凑趣，太正经的东西那时是不说的，说了反而无趣。调侃最受欢迎，比如我想象胡子嘴上的那两寸杂色毛，简直就是藏着肉沫与啤酒沫、同时挂着唾沫与笔墨的一蓬乱草。彭胡子绝不介意，没退化干净的模样让他自己陶醉。但偶尔也有急了的时候，比如恰好那天老夫子当真。老夫子不老，四十多岁，瘦高，微驼背，顶着满头白发，样子文诌诌，我叫他老夫子。说他是夫子不是平白无故，他家是旧时的官宦人家，从小饱读诗书，书读多了就认真。爱跟他较真的是圆不溜秋两眼活泛的刘堤洪，刘堤洪不急脸也红，老夫子急了才红脸，两张脸一红，大家就打哈哈。哈哈，然后接着喝茶。
九十年代初期有部很红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故事虽然好看，但过于戏剧，一看就是关着门喷脑汁编的。我们那间朝南的屋子则随便得多，自然得多。大家本都性情，本不相干，各属各的部门，因为有那么点趣味相投，就心照不宣地凑到一起。大家都码字，编书的编书，写小说的写小说，也没有半点文人相轻的酸腐。怎么可能酸腐呢？比如霍红又名霍大侠，小说写得才气冲天，人长得夺目地漂亮，偏又侠肝义胆。女人一有侠气，一切就会简单。
我和霍红经常拿彭胡子几个开涮：一边写着《悠闲生活絮语》，一边把内裤落在某个歌厅的角落里。面对有侠气的女人，是男人的自然就大方。最好玩的是，当大家都心领神会的时候，一直没动静的曹大姐会突然插上一句：禾改咧？（方言：为什么的意思）隔着厚眼镜片，眼皮子使劲儿往上撑着，曹大姐搞笑的时候到了。那里的氛围总是愉悦的，一如窗外的阳光，透亮，温暖，惬意。
我试图找些细节，想把那点意思说得再明白些，但十几年的光阴使细节都模糊了。也许我们大家原本都不刻意，都自自然然，而自然的东西最是不着痕迹。其实，我这人是最不善同别人打交道的，若能让我找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感觉，我就会心存感激。平日里我表面的洒脱，有时就是窘境中的自我遮掩，我其实是个内心羞涩的人。我只能寄希望于同相投的人在一起。同相投的人在一起，我会显得格外大方，我往往会表现得富有侵略性，智商也活跃，那时我也会很不厚道，拿别人开心在所难免，最终别人羞涩了投降了我就高兴了。
什么人哪！我知道你会这么说。彭胡子、堤洪、秋云都被我开心地〃涮〃过，他们友善地给我面子，从不戳穿我。哥儿几个，得罪了，原谅我的快乐建立在你们的〃痛苦〃之上，小女子生得浅薄，这厢有理了。
人以类聚。在我的记忆里，我始终守着那间温暖的朝南的办公室。有时，它会不经意间在我脑子里突然一闪，闪得格外清晰；有时，它就是一个温暖的意念，在我心里轻柔柔地揣着。
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人的记忆是那样的靠不住。真的，人生匆匆而过，本不记得几个完整的画面，记得的就已同生命融为一体。看到〃朝南的办公室〃几个字，相信胡子夫子霍红们都明白，我最终也忘不了他们，那种君子相交淡如水的情谊会永远保存在我们彼此的记忆里。
走进记忆就是走进生命，是吧，哥儿几个？
我与《中国新闻》
中央电视台每年有十大优秀栏目评选，《中国新闻》几乎年年入选。２００５年，《中国新闻》再次成为央视十大优秀栏目之一，有人还在网上把《中国新闻》的播报团队称为央视的最佳屏幕团队。
１９９２年４月，我在海南岛一个朋友家闲住。一天，在路边碰到一个算命先生，他一脸玄机，声称我要有空就最好听他说几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听几句也无伤大雅，我就对他说：〃行，说吧，多少钱？〃不要钱。〃我立刻对他有了点认真。
〃小姐今年要迁移，是大迁移，时间是４月到９月间。〃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号，我从长沙来到了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报到。
人该不该信算命呢？当然，这不是我想说的话题。
到１９９２年，我已经在长沙台工作了十四年。
其实就所谓做事而言，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年就有走到尽头的感觉，再想往前跨一步已经很难，各方面的条件都受到了制约。１９８８年我选择了生孩子，充分体会做母亲的快乐，但是职业女性的需求很快就显露出来。怎么办？生完孩子复出占据了一段时间，担心复出不适应带来的忧虑又很快过去，我恢复得很好。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我总不能无限制地重复吧？那一阵，我的心情很不好，乌眼鸡似的盯着每一个人都不顺眼，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