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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克己敬酒：“来，许教授，我也敬你一杯。”许克己突然不喝了，他脸上被酒烧得像火熏了一样，热烘烘的。他放下杯子指着李保卫说：“他是教授，我不是教授，我是讲师。”李保卫很含蓄也很谦虚地说：“是副教授，副教授。”全场顿时空气凝固了，王县长和邱局长面对这一场景面面相觑，感到很惊讶，只不过这惊讶在他们的表情中只停留了片刻，王县长迅速端起酒杯说：“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在我眼里都是教授。来，干杯！”接下来的喝酒过程中，王县长邱局长虽然对许克己也很客气，但很显然他们的目光已经落在了李保卫的脸上，而且一再说：“李教授，这次培训全靠你们了，我们县民师素质亟待提高。”李保卫就把培训计划和安排详细地做了介绍，王县长和邱局长对李教授连声道谢。
赵启发发现了这样一个细节，当王县长跟李教授碰了许多杯后，完全是很应付地笑着对许克己说：“来，我敬你一杯！”敬酒时没有称呼，或者说不好用称呼。赵启发三十多岁，他随遇而安地吃喝着酒肉，他发现许克己脸色通红。虽说君子“就有道而正焉”，但如若不贤，何谈悟道传道，孔夫子最赞赏的还是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人，一部《论语》都是与贤人对话，许克己应该是最清楚的。然而在这种场合，当然是副教授李保卫最有资格谈传道授业的。
吃完后，三人下榻县城宾馆。在宾馆门口道别后，服务员将三位带到了三楼，打开两个房间，服务员让李保卫和赵启发进了一个双人间，将许克己领到了一个豪华的套间里。许克己问服务员：“为什么我一个人住套间？”服务员小姐露出洁白牙齿，微笑着说：“您是教授，县里安排教授住套间。”许克己声音很冷漠地反问服务员：“你怎么知道我是教授？”牙齿洁白的服务员小姐笑着说：“我一看您就知道您是教授。”许克己没说话，他坐在宽大的床沿上一言不发，这次他没在服务员面前说自己不是教授。
服务员走后，许克己拎着自己的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老式提包，敲开了李保卫和赵启发的房间门，他对李保卫说：“你去住套间！”李保卫说：“许老师，你这么客气干嘛，你年纪大当然住套间。”许克己扔下手中的包，说：“那是县里为教授准备的。”李保卫说：“还是你去吧，许老师。”许克己拿出老师对学生说一不二的口气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不副实，君子不为。”李保卫在许克己师道尊严目光的逼迫下，乖乖地走了，他的嘴里还说着：“这怎么好意思。”许克己不答腔，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一言不发地坐在床沿上抽烟，赵启发给许克己泡了一杯茶端给许克己：“许老师，你喝点茶吧！”许克己依然不说话。
一个星期培训结束后，讲师许克己和赵启发各得二百一十块钱讲课津贴，李保卫副教授得三百五十块钱津贴。离开云阳县的时候，县里派一辆小车送三人回市里，王县长紧紧拉着李保卫的手说：“李教授，下次来云阳，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直接找我。”直到车子发动的时候，王县长才对许克己和赵启发应付性地说了一句客套话：“欢迎二位有机会再来云阳。”
一路上，许克己一直不说话，李保卫跟他搭话时，他也是嗯哈着一些简单的音节。年轻的赵启发说了一句：“这个他妈的王县长真混，住房还搞三六九等。”许克己李保卫都没搭腔，后半段路程，车里极其沉闷，只听到车轮碾过路面时均匀的声音。
回到学校后不久，李保卫找到许克己眉飞色舞地说：“许老师，这下总算有希望了，职称评定条例做了修改，年满五十五岁的讲师，工龄满三十年，评副教授可以不考外语了。”许克己不动声色地在看着一本新版的《白话四书》，他对书中的注解非常不满：“怎么能这样乱注呢？”李保卫给许克己点上香烟，说：“许老师，你的副教授职称不解决，我们做学生的心里不安呀。”李保卫从来不敢在许克己面前以领导的身份跟他说话，至今他还害怕许克己的目光。许克己说：“我知道了。”
后来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不久文件正式下发了，但还有三个附加条件李保卫没提到，一是科研能力很强，二是讲师职称满十五年以上，三是两篇以上的学术论文。许克己全部符合条件，许克己甚至觉得这个文件似乎就是为他制定的。教研室的同事们纷纷向许克己祝贺的时候，许克己说：“懂外语就是懂外语，不懂不能装懂，毛主席也这样说过。修身莫过于修心，自欺欺人当属心术不正。”
王大兰皱纹深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知道副教授不仅意味着涨工资，而且意味着有一套带卫生间的住房，从此不要在严寒酷暑中上公共厕所了，她就有了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终于熬到头了。”她每天都在重复着这句话。许克己已经填写了职称申请表，他没有太多的激动，他觉得这是为他平反，没评上副教授并不是因为水平差，而是不切实际的政策制造了冤案，他又是一个不愿向不合理政策妥协的人。
后来，王大兰听说不考外语参评职称控制很严，论文质量非常重要，考核相当严格，名额还有一定的限制，市里许多符合这一条件的人都去找门路送礼了，还有送钱的。王大兰要许克己去给市局郑红英局长送礼，许克己很恼怒地说：“荒唐，凭什么我给她送礼？我说过一辈子都不会求她的。”王大兰哭了，她哭得很伤心，将自己这一辈子受的苦统统倒了出来，说到伤心处竟痛哭失声，这使许克己觉得王大兰有点“文革”中痛说革命家史的味道，而一本辛酸家史的制造者许克己的罪过已是罄竹难书。许克己被自己妻子苍凉的哭声击穿了，他觉得自己确实欠妻儿太多了，一生一意孤行，却从来没考虑过妻子的感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实际上也不让妻子得到，这是另一种非礼与不义。到这个年龄，他的理解有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就是辩证法的思维逐步渗透到自己的意识中。福利分房今年是最后一次调整，如果评上了副教授他就可以赶上末班车，明年评上就完全按货币化分房了，补助的钱是远远买不到一套住房的。
许克己在妻子王大兰漫长的哭声中，答应跟妻子一起去郑红英局长家里一趟，只是去问问情况，但坚决不送礼。王大兰答应了，她抹干眼泪说：“听不少人说郑局长年轻的时候跟你谈过恋爱，她不会一点面子也不给。”许克己说：“胡扯！”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穿着一件黑棉袄的许克己跟王大兰上路了。尽管许克己答应去郑红英家里问问情况，但问情况不就是想请她帮忙？不就是求她？许克己感到这件事无论如何解释，都是对自己多年前誓言的一种背叛，都是一种无法狡辩的“失节”，想到这里，他心里就有一种耻辱的念头升起来，黑暗掩盖起了他耻辱的表情，但他感到耻辱的性质牢牢地钉在内心里。他害怕风声，害怕灯光，害怕每一个从面前走过的影子。他和妻子专门挑了一条黑暗的没有路灯的后街鬼鬼祟祟地走着，黑暗使他安全，他专门往黑暗的地方走，就像一个刚出道的小偷，这种心情无比糟糕。师范学校离郑红英现在的家相距并不远，只隔两条街。他觉得这段路极其漫长，不到一公里的路，似乎他走了一辈子。他不敢跟妻子王大兰说话，王大兰裹着一件又肥又大的旧军用大衣，尾随着许克己，一路也不说话。后来许克己又想，自己本来就是够条件的，根本不需要开后门打招呼，此次上门，完全是同学间的一次无关紧要的走动，这样一想，他心里又渐渐地平静了许多。
郑红英局长家住在一条僻静巷子里的一幢带院子的独立小楼里，到了郑红英家门口时，许克己不愿敲门，王大兰说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许克己还是不愿敲，王大兰只好自己啪啪地敲了起来。郑红英家的小保姆拉亮了院子里的灯，打开铁门，灯光照亮了许克己夫妇，这时许克己发现王大兰从棉大衣里掏出了一个印着彩色图案的方盒子，盒子里是什么，许克己一无所知，他心里一惊，糟了，王大兰背着自己买东西送礼来了。
这时，郑红英也出来了，一切都来不及了。郑红英一看是许克己，很是意外地说：“是老许呀，你真是稀客。请进，请进！”
郑红英家一楼豪华的客厅里灿烂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