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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曾领到过几个月的工资，给家里写信时寄回过在康垡镇拍的一次成像的戎装彩照，还寄回过三百块钱，让他那缺了一条腿的父亲和缺了半嘴牙的母亲高兴得不行，逢人就把那相片拿出来显摆，看到的也不知道那孩子究竟是封了个什么级别的军官，怎么头上戴着那么个怪模怪样的红帽子，反正，都不禁肃然起敬、羡慕不已。有的就想把自己的儿子、孙子也送进城里当这种管吃管住的“保安军官”。
榆香园保安队的队员们，对园里业主们比自己富裕的生活状态，心理上都有不平衡存在，但每个人内心里那不平衡的侧重点不同。侯伟最不平衡的是什么？是人家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有小汽车？……谁也难猜到，他心理上最难承受的，是那些独生子女的玩得好。尤其是到了星期六和星期天，那些上寄宿学校的孩子回到园子里，玩什么的都有，最刺眼也最刺心的，是有些孩子开着电动小汽车，在通道甚至甬路上横冲直撞，一副目中无人的骄横模样。还有的玩蹬蹬车，又叫手扶滑板，就是一个带轱辘的金属滑板，前头有个竖起来的立柱，立柱顶端横着扶手，玩的时候双手抓着那扶手，一只脚搁在滑板上，一只脚猛蹬，往前蹿，蹿起来两只脚全可以放在滑板上……他值班巡逻的时候，这些滑板往往就会从他身后呈S形飙往前面，吓他一跳。他休息时，会站在通道旁，呆呆地看那些孩子玩那东西。有一回趁滑到他身边的一个孩子停下来休息，他忍不住请求说：“嘿，借我玩一下好吗？”那孩子斜眼看他，鄙夷地说：“你？土老帽！一边去！”说完，蹬上那滑板扬长而去。土老帽！他已经用洋得不行的贝雷帽包装了起来，但人家还是把你看成土农民、穷小子！……
两个月以前，他在巡逻的时候，捡到了一把钥匙。他没有上交。那是一把车钥匙，还是一把门钥匙呢？经他研究，判定为门钥匙，因为不算钥匙链，也比较大。能开哪扇门呢？会不会是那个骂他“土老帽”的孩子的？他知道那孩子家在哪楼几号，有天见他们全家开车出园了，他就偷偷去试着开那家的门锁，根本插不进去……后来，每次巡逻，插空他就偷着去开门，开头很怕人发现，后来，即使他往楼上走，跟下楼的业主擦肩而过，也没人特别地注意他，大概觉得他是上去办什么事，比如送信上门什么的；他很快知道，这里的人是各户只顾自己，绝对不问他人瓦上霜更不扫别人门前雪的……
这把钥匙，正是陈画家女儿丢失的。她有一天开车，带六岁的儿子来父亲这儿，用这把钥匙开的门，后来父亲回来了，她和儿子呆到晚上吃完饭才离开，下楼临上车的时候，儿子闹着要吃口香糖，她从手包里掏口香糖的时候，儿子嫌她动作慢，跳起来抢，她一边呵斥一边掏，就在那时候，门钥匙掉到了地上，没有发觉。因为第二天她就飞布达佩斯了，另用别的手包，当然也就不知道丢了钥匙。
……侯伟终于发现了这把钥匙能开的是哪扇门，而且终于等到了一个业主外出的空当……但他进去以后非常恐慌，最后只拿了那台照相机，并且赶忙跑到地下室，摸黑将它藏在了自己的那个存物柜里，刚锁定，突然灯亮，是何凯进来了……何凯好像没生疑心……但是，现在那业主竟叫住了自己，他已经知道是我偷的吗？好像还不知道……那照相机究竟值多少钱呢？一百块？三百？五百？有那么多吗？怎么卖出去呢？……能不能换辆蹬蹬车呢？哎，傻×！他骂自己，你要那玩意儿干啥？……
香辣狗肉煲
一阵阵警车鸣笛的呜哇声，离榆香园越来越近。
“幡哥，是逮你的吧？”马姬娜用筷子点着幡爷鼻子说。别人都管叫爷的，她敢叫哥，这透着亲密，关系不一般哪！
“八成他妈的是逮你来的！”幡爷一条腿蹬在旁边空椅子上，仰脖干掉一杯二锅头，朝马姬娜瞪圆眼睛。
“嘿！我看准定是冲咱们俩来的。好呀！咱们没成夫妻，不能双双把家还，今儿个他妈的一块儿进局子，倒也算是不错的缘分！来来来，趁还没戴上铐子，再吃几口狗肉！”马姬娜说完哈哈大笑，把筷子伸进那煲锅里，麻利地拈出一块红红的东西，没到嘴边又使劲一甩，差点甩到进那单间给他们送香辣蟹的佟妮身上，佟妮本能地缩脖一躲，马姬娜狂笑不止，末后用筷子在佟妮刚放下的盘子里一阵翻捡，指责说：“怎么搞的，怎么都是些辣椒段？蒙谁呢？香辣狗肉、香辣蟹不是这么个做法！只有重庆辣子鸡时兴堆满辣椒段……把你们经理叫来！”
幡爷就说：“挑什么刺儿！这是熟店，我是熟客，你将就点吧！咱们再喝再聊是正经，刚才聊到怎么个话茬儿啦？”
没有逻辑，没有焦点，没有明确目的，更无所谓正经，他们的交谈就跟他们的人生一样，混沌、放肆，然而生动、过瘾。
“咱们是多少年的狗肉朋友啦？”马姬娜吞进一块狗肉，亮开嗓门说：“那回咱们吃得比这回过瘾！”
他们曾是城根贫民聚居区的邻居，也算是同学。“文革”开始的时候，幡哥上到初三，那本是个男校，但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的时候，实行就近入学，女生也就进来了，马姬娜那时候叫马淑红，算上了初一，其实那时候学校还是根本上不成什么课，幡哥和一帮半大小子整天在城根胡闹，马淑红竟参与其中，有回他们逮着只野狗，就打杀煮来吃了……后来让所有的学生上山下乡，要么去农村插队“改天换地”，要么去兵团“屯垦戍边”，幡哥和马淑红都是1968年12月20号那天被安排到四点零八分启动的火车上，运往目的地的。在那趟火车上，诗人食指写下了他那首著名的诗，但直到今天，跟食指坐过同一趟车的幡哥和马姬娜，仍然不知道有这么一首诗，更不知道食指后来还写了传诵甚广的《相信未来》，其实他们跟人类写出的任何一首诗都未曾有过丝毫关系，他们的意识里根本没有诗这玩意儿，对于他们来说，也无所谓过去、现在、未来，他们强悍的生命力自然流淌，在时代的缝隙里作为社会填充物，存在至今。
他们先后未经批准从不同的插队地点溜回城里。没有户口，没有包括粮票在内的，在当时对一个城市居民至关重要的生活基本资源的供应配额，当然更不可能有一份合法的工作，但他们若无其事地活着。马姬娜父亲是房修队的杂工，有只眼睛老早就被厚厚的白翳糊住，每天下了班就闷坐喝最便宜的白薯干烧酒。她妈则在家糊火柴盒，往往满屋子堆满了一摞摞的火柴盒，数完了一算工钱，还不到一块，她弟弟妹妹放了学都帮着糊，她逃回家却只是晚上来睡个觉，有时甚至一夜不着家，她爸对她不闻不问，她妈骂足一个月以后也甩手不管，因为她似乎有吃有喝，也还常穿来一件半新不旧的、家里没有过的褂子。当然，她成了一个女流氓。那段时间里，她也并不经常跟幡哥混，他们只是偶尔遇上，什么叫爱情？他们那时不懂，现在也不追求，但他们紧贴着城根那锈着苔斑的大城砖发生过关系。
幡哥，幡爷，自然都不是大名。有时候他都不知道自己大名究竟是什么了。他从插队地回来，就更是一个男流氓了。被叫做幡爷，是因为在城根一带跟一些老把式，还有大小爷们儿哥们儿练掼跤，他最狠，也最灵，称霸一方，后来练中幡，就是把一根粗大的长竹竿，顶上挂起幡子，搁在身上来回玩耍，肩膀顶，脑门顶，转着身子把那幡竿甩起来，换着肩膀接，或者用后背接，用胸脯接，这都不算稀奇，最绝的是用嘴接，也就是用牙接，还能用牙把那幡竿加以旋转，玩得真是又惊险又顺溜，花样迭出，乐此不疲，常常一玩就是半拉钟头，围观的哪个不赞？幡爷成为他的称号，也便顺理成章。
幡爷有多少兄弟姐妹？连他也算不清。1947年的时候，他大爸把他一个哥哥，带到台湾去了。他大爸是戏班里翻筋斗的龙套，哥哥是娃娃生，那时候台湾从日本鬼子手里光复，国民党派过去一些接收的人员，那个剧班老板的亲戚是其中一个，来信说那边有人想看戏，老板就带着一班人一路唱到福建，再唱到了台湾。当时大爸跟他妈说，在那边混好了，再把全家接过去。哪里知道去后杳无音信。1949年城市解放，别再提台湾，他妈改嫁，嫁了个拉排子车运货的，那时候他妈带着他一个哥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