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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于秦及汉初纪年皆从十月起，师古谓迁等以夏正追叙前事者，信不谬也。太初改历，本史迁及洛下闳建议，故既改从夏正之后，遂以夏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汉之春正月为冬十月也。不然，则岂有一岁之首即以冬十月起数者乎？孔安国亦系汉武时人，身经太初改历，见从前承秦旧制，以亥月为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为正月，而于《尚书。泰誓》注之。由此可定蔡传所谓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说，究属臆见。然何以《小雅》四月维夏、《论语》暮春者及《吕氏月令》之类，周、秦亦有夏正错见也？曰：吾固于前说备论之矣。子为天统，丑为地统，寅为人统，古来原有此三正，更迭为用。故《甘誓》已有“怠弃三正”之语，初不自三代始。商、周虽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悖〕，如《尚书大传》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后，听其仍用国宗旧朔也。民间稼穑之事，盖亦听以夏正从事。夫迨失习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复颁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虽行周正于上，民间自行夏正于下。至战国而列国，亦无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错见于经书也。太初改朔之后，史迁不特以夏正改叙秦、汉事。按《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传传》则以为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马贞《索隐》谓《公羊》用周正，而《史记》则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属之明年。其后称孔子卒七十二岁，亦少一年也。则史迁叙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县田汝成谓郡县不始于秦，而引《左传》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事在周敬王八年，以为秦未置郡县以前之明证。此盖据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为秦置郡县之始故在敬王后也。不知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及五鄙为县之制，见于《周礼》，则置县本自周始。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而未及于侯国。若侯国之置县，则实自秦始，而非列国先有此制也。《史记》秦武公十年伐わ、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盖因周制王畿内有县，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县，以为畿内地）。按秦武公十年乃周庄王九年、鲁庄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十八年。则列国之置县莫先于此，安得以百七十馀年以后晋人置县之事以为先于秦耶？惟《国语》管仲对齐桓有十乡为县之说，齐桓与秦武同时，则齐与秦之置县未知孰先孰后。然考之《管子》书，但有轨、里、连、乡、邑、率之类，无所谓县者，则《国语》所云十乡为县之说，或后人追记之讹，而齐桓时尚无县制（《管子。山国篇》有某县之田若干之语）。则置县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辨也。《国语》晋惠公许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实有郡县。”其时列国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为明证。自后列国之有县，盖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设县亦最早。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有“夷于九县”之语（注谓庄十四年楚灭息，十六年灭郑之类）。又庄王灭陈，杀夏征舒，因县陈。则秦武公置县后不久楚亦设县也。秦、晋相近，故晋之设县亦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为县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后，则不得谓设县不自秦始也。惟设郡之始，秦不经见。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汉中地，始置汉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纳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后，故吴师道谓：或者山东诸侯先变古制，而秦效之。然据晋惠公所云“君自有郡县”之语在鲁僖九年，则有郡亦莫先于秦，不得谓设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时县大而郡小，战国以后则郡大而县小。《左传》赵鞅与郑战，誓于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注引《周书。作雒篇》曰：千里百县，县有郡。此县大于郡之证也（据此则郡亦周制）。《国策》甘茂曰：宜阳大县，名为县，其实郡也。尉缭曰：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史记》魏纳上郡十五县。此郡大于县之证也。吕氏《大事记》亦云：春秋时郡属于县，战国时县属于郡。此又郡县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汉时，凡受学者皆赴亦师。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自武帝向用儒学，立五经博士，为之置弟子员。宣帝因之，续有增置。于是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欧阳、大、小夏侯之《书》，齐、鲁、韩之《诗》，普庆〔应是“庆普”〕、大、小戴之《礼》，严氏、颜氏之《公羊春秋》，瑕丘江公之《梁春秋》，皆在太学。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兴，起太学博士舍。肃宗又诏选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顺帝时，更修黉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人，士之向学者，必以京师为归。《汉书。翟方进传》：方进欲至京师受业，其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后汉书。光武纪》：帝初之长安受《尚书》。杨终年十三为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周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左氏传》。申屠蟠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张衡入京师，游太学，遂诵五经。魏朗亦诣太学受五经。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鲁恭年十六，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闭户讲诵。包咸少时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魏应诣博士受业，习《鲁诗》。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学馆，招子弟为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阳，立学校；任延为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孙皆诣学受业；李忠为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汉时郡国守相皆自置吏，盖犹沿周制。《唐书》魏玄同疏曰：周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而命之曰：“慎简乃僚。”此令其自择下吏也。《周官》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则掌兴贤诏事，是分任群臣而统以数职也。汉时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则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则牧守自置之。按《汉书。高五王传赞》：汉初，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群卿以下，汉独为置丞相而已。是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惩吴、楚之祸，乃罢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则其令渐严；然二千石以下犹得置，故《通鉴》谓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国自置吏之故事也。《后汉书》：和帝问陈宠：“在郡何以为理？”对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属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属，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谓：汉时惟三辅许兼用他郡之人。按《汉书。循吏传》：黄霸，淮阳人，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辅郡得用他郡人，其馀则否。京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请，尤可见掾属无不用本郡人也。魏、晋、六朝犹仍牧守置吏之制。《后周书。苏绰传》云：今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时尚然。《隋书》：刘炫对牛弘谓：往者州惟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今则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据此，则天下官员尽归部选之制，实自隋始也。唐时亦尚兼用汉制。沈既济疏云：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州县耳。《韩传》云：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吏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则并州县亦观察所置矣。顾宁人引之，以为古时置吏得人，皆由于此。然此亦矫枉过正之论。吏归部选，则朝廷之权不下移；若听长官辟置，无论末俗浇漓，夤缘贿赂之风必甚，即其中号为贤智者，亦多以意气微恩致其私感。观史策所载，属吏之于长官已有君臣分谊，降及后世，若行之不变，未有不成党援门户、背公向私者。春秋时，晋杀栾盈，令栾氏之臣勿从。其臣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