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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域固守粮尽，将士皆草食土矣。下又云魏军退，域上表赈贷，不待诏辄开仓。夫既有仓，则草食土时何以不济饥军？若谓无诏不敢开，则兵退后又何以不待诏而辄开也？《萧摩诃传》：贺若弼济江，摩诃请于陈后主出兵逆战，后主不许。及弼至，摩诃请乘其未列击之，后主又不许。及将战，后主谓曰：“公可为我一决。”摩诃曰：“从来行阵，为国为身，今日之事，兼为妻子。”是摩诃之矢志决战可见矣。及下云后主通于摩诃之妻，故摩诃虽领劲兵八千，初无战意。后摩诃被擒，又请于弼曰：“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许之，乃入见后主，俯伏流涕。由前而观，摩诃请战之意甚坚，何至临阵中变？由后而观，既以后主通其妻而无战志，何又恋恋于后主而涕泣求见乎？盖延寿好奇，凡有所闻事迹，皆欲胪列传中，遂不觉拉杂如此也。《章昭达传》既云昭达出征，厨传饮食并同群下，士以此附之，是昭达能与士卒同甘苦矣。下又云昭达出征，每饮食必盛设女妓，音律姿容，皆极其妙，虽临敌弗之废也，岂妓乐佐食能尽供一军耶？《陈书。武帝纪》：杜僧明等围广州，武帝率兵救广州，贼众大溃，僧明遂降。《南史》则云：贼众大溃，僧明后有功业，遂降。其意不过带叙一语，谓僧明降后能立功耳，乃云“僧明后有功业，遂降”，成何语耶？岂僧明预知后有功业而降耶？此皆叙事之失检也。
○《北史》叙事失检处《赵郡王元谌传》既谓谌与尔朱荣争庄帝迁洛事，荣怒曰：“何关君事？且河阴诛杀大臣，君亦应在其内。”谌曰：“天下事，天下论之，何至以河阴之役来恐人！元谌宗室近属，位居常伯，生既无益，死亦何损！”是谌亦能执志抗暴者。乃传末何以又云“谌无才识，时人忽之”耶？元遥讨擒妖僧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之，传首京师，后擒其党李归伯，戮于都市，《魏书》所载甚明。《北史》则云：斩法庆，传首京师，戮于都市。则似法庆一人既斩首又戮都市矣。《魏书。安同传》：同被诬，太宗释之。世祖监国，以同为左辅。《北史》则但云：群臣请治同罪，世祖监国，以同为左辅，则遗却太宗释之，竟似世祖违群议擢用矣。《元嶷传》：城人王奉伯等煽逆，嶷出走，悬门发，断嶷腰而出。诏尉景讨平之，嶷乃复任。腰既断矣，尚能逃出复任耶？《毛修之传》：修之从太武讨和龙，宋故将朱修之亦从驾，谋欲为逆。以告修之，不听，乃止。修之遂奔冯弘。修之以军功迁特进。奔冯弘者，朱修之也；迁特进者，毛修人也。名同则应以姓别之，而《北史》概书修之，使观者何以辨别耶？《陆俟传》：太武征赫连昌，诏俟督军备蠕蠕，与西平公安颉攻克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何以备北而克南耶？《魏书》则备蠕蠕后，太武既还，俟又与颉南讨。《北史》不析言之，遂致斯谬。《刁雍传》，《魏书》谓刘裕微时为刁畅所挞，既得政，先诛刁氏。雍为畅故吏所匿，遂奔姚兴。《北史》删“所匿”二字，但云“雍为畅故吏遂奔姚兴”，则似雍本畅之吏矣。且上既云先诛刁氏，是雍之逃，以诛刁氏而逃也，如《北史》所云，则似因为畅吏惧株累而逃矣。司马消难尚齐神武女，后叛入魏，其妻亦随行。《北史》本传云：消难与公主不睦，公主尝于文宣帝。是在齐时已不睦矣。下文又云：其妻神武女也，在邺极加礼敬，入关便相弃薄。则又似睦于前而隙于后。《段韶传》：太和谷之战，《北齐书》谓周人以步军上山逆战，韶且引且却，待其力疲，乃下马击之。是上山者周人也。《北史》则云：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上山逆战，韶且引且却。则上山者又是齐人矣。
○《南》、《北史》自叙有失实处李延寿作《北史》，自叙其家传，载邢子才为李礼之墓志云“食有奇味，相待乃飧。衣无常主，易之而出。赵郡李荣来吊，叹曰：此家风范，海内所称，今始见之”云云。然《魏书。李冲传》：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微，因冲宠遇，遂为当世盛门。而情礼浅薄，期功之服，殆无惨容，相视窘乏，不加拯济，识者以此贬之。则延寿自叙又未可深信。或李氏素以家风著，而魏收诬蔑之耶？○《南史》编次失当处始安王遥光之反也，刘讽、柳叔夜虽甘为之死，终属助逆，乃列之《孝义传》。董僧慧以晋安王子懋死非其罪，奋身殉难，而《孝义传》反无之。吉翰为刺史，典签欲活一囚，因翰八关斋日呈其事，以斋日不行刑也。翰明日谓典签曰：“卿意欲活此囚，但此囚罪重，不容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乃命左右收典签杀之，特原此囚。夫囚果应死，不听典签可也，即典签欲法出之，亦自有应得之罪，要不至于死。乃转脱重囚而杀签帅，实为轻重两失。乃反以此事列翰于循吏之首，何其谬耶！
○《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陈寿《三国志》、习凿齿《汉晋春秋》皆无志，故沈约《宋书。志》并前代所阙者补之。《南。北史》亦但有纪、传，无表、志，《隋书》诸志则兼载梁、陈、周、齐各朝制度。盖唐初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时，若每史各系以志，未免繁琐，且各朝制度多属相同，合修一书，益可见沿革之迹，故梁、陈、周、齐但作纪、传，而志则总列之于《隋书》也。然即曰《隋书》，而纪、传专记隋事，制度兼及四朝，名实殊不相称。是《南、北史》之无志，既属缺典，而《隋书》之兼志前代，又多赘词。似应以《隋书》各志移于《南、北史》之后，以成完书。然则观《南、北史》者，当参观《隋志》也。
●卷十○《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各史遇一岁数改元之年，书法不一，有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而其下仍按月书明所改号于每月之下者。顾宁人谓司马温公《通鉴》创为此例，非也，乃温公仿宋子京《新唐书》，而《新唐书》又本之李延寿《南、北史》耳。唐以前各史，凡一岁改元者，皆以下诏之日为始，按月顺书。如陈寿《魏志。三少帝纪》上书嘉平六年十月庾寅，下书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志。三嗣主传》上书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书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约《宋书》前废帝即位之次年书改元永光，八月书改元景和，十一月被弑，明帝即位，书改元泰始。刘句《旧唐书》中宗即位，正月书改元嗣圣，二月武后废之，书改元文明，九月书改元光宅是也。此最为得实，然亦有不明析者。即如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是年既以六年书岁首，而三月以后即为龙朔元年，故次年岁首即以二年起，竟似六年之后继以二年，几令阅者不甚了了。《南史》、《新唐书》、《通鉴》以最后所改之号书于岁首，诚足以醒眉目矣，然又有窒碍而难行者。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永光也，八月以下景和也，十一月明帝即位，泰始也。若以最后所改之号冠于岁首，则是岁即应书泰始元年。然其时废帝尚在，明帝未立，何得抹煞一帝？故《南史》以废帝后改之景和书于岁首似矣，而十一月以后则另书泰始元年，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南史》又惧其如此，乃于泰始元年之下书云：是岁即大明九年也。大明孝武年号，止有八年，并无九年。《南史》即欲醒眉目，只应书是年即景和元年，乃虚架以大明九年之号，不亦诬乎？《新唐书》则并不嫌抹杀一二帝，以曲就其成例。即如睿宗即位之岁，五月以前中宗神龙年号也，六月韦氏弑中宗立少帝重茂，改元唐隆，则少帝号也，七月少帝被废而睿宗立，始改元景云。则景云以前尚有中宗、少帝二君，何得尽行抹煞，而预书景云于岁首乎？究不如旧史书法为正。若恐所改年号不见岁首，如唐高宗显庆、龙朔故事，本年既以六年起，次年又以二年起，不见年号，恐阅者疑误，则不如每年岁首皆书年号，则断不虑其瞀目矣。
按《旧书》又有自紊其例者。高宗开耀二年二月改元永淳，若循其顺书之例，则岁首应书二年（开耀之二年也），至二月始书改元永淳，乃是年岁首不复书二年，而即以永淳起，则又何也？及永淳二年十二月改为弘道元年，是夕帝崩，则弘道年号仅得一月，且已书于永淳二年内矣，而《中宗纪》又特书弘道元年，另作一行，不几于以一年作两年乎？又武后自载初元年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