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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举谢绚自代一书，弹刘毅一疏，议沈叔任以父疾去官一疏，谏伐赫连一疏，共三千余字。《裴松之传》载其请禁私碑一疏，遣使巡行一诏，使回覆奏一疏，共二千余字。《何承天传》载其《安边论》共三千余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谢灵运传》载其《撰征赋》一篇，《山居赋》一篇，共万余字。《顾恺之传》载其《定命论》一篇，三千余字。鲜之所议及承天《安边论》，犹曰有关时事也，灵运之载赋，犹曰灵运本以才著也，其他有何关系，而连篇累牍如此，不徒费笔墨乎？《谢晦传》载其举兵向阙时上文帝一表，略见其不得已之心迹可矣，乃又载其谕台一檄，及破到彦之后再上帝一表，共八九千字，又何其不惮辞费乎？既如此纤悉必载矣，王弘当国，将加荣爵于人，必先谴责，若美相盼接，必无所谐。人或问故，曰：“王爵加人，又相抚劳，便是与人主分功。若求者绝官叙之分，又不微假颜色，即成怨府。”此乃弘相业之大者（事见《南史》），《宋书》本传反不载，何也？檀道济初与谢晦等同预废立之事，后文帝翻用道济讨晦，此中另有转关。《南史》云帝欲道济领兵，王华以为不可，上曰：“道济从人者也。曩非创谋，今抚而使之，必将无虑。”此正见文帝之用道济及道济讨晦之由，应是当日情事。乃《宋书》反不叙及，但云帝讨晦，道济率军继到彦之，彦之战败，道济至，晦兵不战而溃。如此则道济才与晦同事，忽又举兵讨晦，阅史者何由了然耶？
○《宋书》立传太少史书立传，原无取乎太多。如《汉书》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馀人，未尝非良史也。《宋书》则芜词太多，而立传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陈宪，当魏太武来攻悬瓠城，宪悉力拒守，矢石无时不交，城中负户而汲，杀贼尸与城平。贼籍而上，又以短兵拒击，凡四十余日，乃退。又参军刘泰之，以千余骑袭魏师，转战数百里，杀三千人。及败，不屈死。青州刺史竺灵夔，守东阳，拒魏师，濒危者数四，卒能完城。徐州刺史王仲德，守虎牢，魏军攻围凡二百日，将士眼生疮，体皆干燥，被疮者不复出血。檀道济等不敢救，乃陷于敌，终不屈，后死于魏。此皆将帅中之忠勇者，何妨各立一传？乃宪仅附见于《南平王铄传》，泰之等仅附见于《索虏传》，何也？鲍照文才为当时第一，《宋书》即无《文苑传》，何不立于列传？乃亦仅于《临川王义庆传》内附见之。即附于《义庆传》矣，又全载其《河清颂》一篇，累幅不尽，不几喧客夺主乎？文帝潘淑妃最有宠，自元皇后薨后，六宫无主，潘总摄内政。其子恃宠怙恶，帝将赐之死，漏言于妃。妃以告，遂促成元凶劭弑逆之祸。此岂得不载？而《宋书》并无《潘淑妃传》，尤见疏漏。而“八志”中却增“符瑞”一门，徒滋荒诞。且又不专记刘宋一代，并举羲农以来所传怪异不经之事，胪列不遗，更谬悠矣。
●卷七○《齐书》书法《齐书》于宋、齐嬗代之际，备书宋帝禅位策文一道，玺书一道，齐高帝固辞，宋王公以下固请，高帝乃许。既即位，封帝为汝阴王，筑宫丹阳，行宋正朔，上书不为表，答表不为诏。是年五月，汝阴王殂，追谥为宋顺帝，终礼依魏、晋故事，略无篡夺之迹。盖当时国史原本本是如此，且有沈约《宋书》为成式也。然于顺帝逊位时，犹书是日帝逊于东邸，备羽仪，乘画轮车，出东掖门，问：“今日何不奏鼓吹？”以见顺帝之禅，皆齐之所为，而顺帝初不知者，此尚存微意也。其书齐明帝之弑海陵王云：王有疾，帝数遣御师占视，乃殒之。则更为直笔。盖子显本齐宗室，其于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孙几尽，固不无隐恨焉，故特书以著其恶，非刻也。至齐和帝之禅梁，则书帝车驾自荆州东归，禅位于梁王，夏四月禅诏至，皇太后逊于外宫。梁王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齐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为齐和帝。亦绝无一字涉于篡夺。按《南史》梁武初欲迁帝于南海，沈约以魏武“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为对，乃遣郑伯禽进以生金。和帝曰：“我死不须金，醇酒足矣。”乃饮酒一斗，伯禽就而摺焉。《齐书》乃全讳之，盖子显是时方为梁臣，自不得不如此，固无足怪。独其于宋臣之怀贰于齐者，亦一一讳之，殊属无谓。如王俭于齐高帝未建国之先，早说以“功高不赏，以公今日地位，不可复为人臣”，并代为游说褚渊等，以成禅位之事，见于《南史》者甚详，而《齐书。俭传》毫无一字。其于宋臣之不忘故君者，亦并讳之。崔祖思当齐高辅政，廷议将加九锡，祖思曰：“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高帝闻而不悦。王琨当顺帝逊位时，攀车恸哭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事亦皆见《南史》，而《齐书》祖思及琨传一概不叙。袁粲死而褚渊佐命齐朝，当时民间有“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之语，《齐书。渊传》亦不载，甚至《渊传》论谓“恩非己独，责人以死，斯人主之所谬，世情之过差也。”则更明言身事二姓，本属时势当然，而无可议矣。此则子显之显然悖谬，盖因己亦以齐臣仕梁，若于此等处直笔褒贬，则己益置身无地，故为诸臣讳，正以为己讳也。
○《齐书》编次失当处《齐书》衡阳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应编在高帝诸子之前，乃反编在武帝诸子之后。萧景先、萧赤斧、萧谌、萧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室，而另为列传。其列诸帝子传，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嶷之前。嶷乃高帝子，文惠乃武帝子，于嶷为从子，岂可乱其序乎？
○《齐书》繁简失当处齐书多载词章，少载事实，盖亦仿《宋书》之例。《豫章王嶷传》载其辞殊礼一表，答表一诏，又辞侠毂队仪仗二表，答表一诏，又请以东府新斋拆奉太子一表，答表一诏，又因唐之反请去州县苛碎条制一表，及薨后竟陵王子良请加殊礼一表，答表一诏，又乐蔼与竟陵王子良一笺，共一万五六千字（萧子显即豫章王之子，为其父作传，故特多表扬）。《王俭传》载其谏改紫极殿为宣阳门一疏，请解领选一表，再求解选一表，共二千余字。《王僧虔传》载其请正声乐一疏，请除狱中汤杀人一疏，又檀乞官一书，僧虔答一书，又乞一书，共三千余字。《萧颖胄传》载其起兵时檄文一道，共二千余字。《竟陵王子良传》载其谏遣台使征租一疏，请赦逋、省刑、息役、谏射雉等疏，共三千余字。《崔祖思传》载其崇节俭、省刑狱、定乐律、开屯田、设史官、招贤才等疏，共二千余字。虽多有关时事，然何妨节存之，乃连篇累牍，不减一字，何以徒费笔墨若此！又《张敬儿传》忽载沈攸之责齐高一书，齐高答攸之一书。《王敬则传》忽载竟陵王子良请罢塘役折钱一表，《苏侃传》忽载齐高《塞客行》一首，更觉无甚关涉，毋怪乎愈形其芜杂也。及其叙事，则又有应详而反略者。明帝杀高武子孙之在外者，皆令典签杀之。签帅之权重若此，是当时矫枉过正一大弊政，《南史》于《巴陵王子伦传》述之甚详，而《齐书》略无一字。明帝病，急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馀人入永福省办棺材数十具，期三更尽杀之。上暂卧，会子恪逃在外，至是徒跣奔至建阳门。上闻，惊觉曰：“未赐诸王命耶？”及见子恪，顾问流涕，乃皆赦诸王得不杀。《南史》因此特立《子恪传》以载其事，而《齐书》子恪无传，仅附于《豫章王嶷传》数语。此皆繁简之失当者也。
○《齐书》立传太少《齐书》立传亦太少，如朱买奉命领兵戍甬城，谓人曰：“我一子当得官。”人问其故，曰：“若不杀贼，便为贼杀。弱息不为世子，即为孝子。”盖谓杀贼则有功封，被贼杀则有恤荫也。后守城，果与魏军战，被斩，其尸犹据鞍奔还。此岂得无传，乃仅于《周盘龙传》内附见之。董僧慧为晋安王子懋防阁，当明帝贼杀诸王时，僧慧欲起义向阙，曰：“此州虽小，孝武尝因之。今兴师以请苍梧之罪，谁能对之！”了懋犹豫，兵散被杀。僧慧号哭为丧殡，王元敛欲执之，僧慧曰：“晋安举兵，仆实豫议。古人云：”非死之难，得死之难‘。仆得为主人死，无憾矣。愿至主人大敛毕，退就汤镬。“元邈许之。子懋之子昭基，年九岁，以小绢为书问消息。僧慧见之曰：”此郎君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