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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状吴曾《能改斋漫录》云：自唐以来，未为墓志，必先有行状。盖六朝以来已有之。按《梁书》江淹为宋建太妃周氏行状，任、裴子野皆有行状。《南史》袁昂临没，敕诸子不得上行状。徐孝嗣为吴兴守，王俭赠以四言诗，人以比蔡子尼行状，《北史》邢臧为甄琛行状，世称其工。而裴松之《三国志注》引用先贤行状最多，则汉末已有之，并不自六朝始也。然古人行状，本以上太常、司徒议谥法。《魏书》云：旧制，凡薨亡者，大鸿胪、本州大中正条其行迹，移公府，下太常博士议谥。不应谥法者，博士坐如选举不实。若状不实，中正坐如博士。《封氏闻见记》云：唐制，太常博士掌谥，三品以上薨亡者，故吏录行状，申尚书省考功校勘，下太常博士议拟申省，省司议讫，然后奏闻。是古人于行状原有核实之法。然人已死，而子孙故吏为之，自必多溢美，而主其议者亦多以善善欲长，谁肯与刻核之举？虽有中正、博士处分及考功校勘，而滥者接踵。魏袁翻谓：今之行状，皆出其私家，臣子自言其君父之行，无复是非。今之博士又与古不同，惟知依其行状，便为议谥。请敕太常，有言词流宕、无复节限者，不得听受。唐李翱亦谓：行状谥牒，皆故吏门生苟言虚美，愿敕考功，虚者勿受。按当时行状有中正、博士之处分，考功之校勘，尚不免多虚誉，何况近代之行状，不必经太常考功，人人可以自撰，又何怪乎虚词谰语，连篇累牍也！俞文豹《吹剑录》：古来志妇人者止曰碑曰志，未尝称行状，近有乡人志其母曰行状，不知何据。按江淹建太妃周氏行状，已见《唐史》，则又不得谓妇人行状之无本也。
○乐石世俗志铭之文，每云刻之乐石，盖本峄山碑文有“刻之乐石”之语而袭用之，不知引用误也。《禹贡》“峄阳孤桐，泗滨浮磬”，言泗水之滨有石可为磬，始皇峄山所刻，即用此磬石，故谓之乐石（以磬乃作乐之具）。他处刻石文，不云乐石也。文士通用之于碑碣，误矣。说见颜师古《匡谬正俗》。
○忌日忌月《礼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盖每遇父母没之日，必素服撤乐，哀慕终日。六朝以来，更有忌日请假之制。沈约《答庾光禄书》云，忌日请假。应是晋、宋之间，其事未久。《封氏闻见记》则以为古制忌日止是不饮酒、不作乐，至于后世请假闭门不见客，则礼之过。而引《晋书》会稽王世子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作乐，王便起去，持弹弹鸟。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惟至时一哭。以为古无忌日不见之客例。其不见客者，实由不能悲怆，故转自藏晦耳。此言虽欲矫弊，然遇忌日仍宴宾见客如平时，行之既久，此礼将遂废，是适便于背死忘亲者之为。则与其过而去之，毋宁过而存之。《文昌杂录》记宋元丰令诸私忌给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盖犹沿古制也。六朝时又有“忌月”之说。晋穆帝将纳后，以康帝忌月疑之，下其议。荀纳，王洽等谓：“古但有忌日，若有忌月，则更当有忌时、忌年益为无礼。”《南史。张融传》：融有孝义，忌月，三旬不听音乐。《唐书。王方庆传》：议者以孝明帝忌月，请献俘不作乐。方庆谓：“礼有忌日，无忌月。”亦引荀纳等忌时忌年之说以折之。《韦公肃传》：旧制，忌日之前三日、后三日皆不听事，公肃亦引礼无忌月之说以著其非。
○七七俗以人死每七日为忌，至七七四十九日则卒哭，此不得其说。田艺衡《春雨逸响》云：人之初生，以七日为腊，死以七日为忌，一腊而一魄成，一忌而一魄散。杨用修亦云：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郎仁宝云：天以二气五行生物而有七政，人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气至六日有余为一候；人之气亦惟七，凡六日有余而行十二经。又引《论衡。订鬼篇》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则死者庚辛之神，盖甲乙鬼，庚辛报，故甲乙日病者，死期尝〔常〕在庚辛也。而因以推五行相克之理，如木日鬼则金为之杀，金日鬼则火为之杀，皆隔七日也。是数说者皆有理，大抵阴阳往来，多以八日为候。如世人病伤寒者，其轻重每七日则一候，或一候、二候、三候，有按节不爽者。《易》曰七日来复。此固天之道也。《礼记》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其后世做七之始欤？然以七七为限，经传并无明文。王棠谓：古礼诸候七虞，以七日为节。春秋末，大夫皆僭用七虞。今逢七日必祭，凡七祭，盖因虞礼而误用之也。又引皇甫所撰《昌黎神道碑》云：遗命丧葬，无不如礼。凡俗习画写浮屠，日以七数之，及阴阳家所谓吉凶，一无污我云云。棠谓“日以七数之”者即今世逢七设奠是也。然七七之祭，实不始于唐。按《北史》胡国珍死，魏明帝为举哀（国珍，胡太后之父也，故死而太后为之行丧礼）。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阉人孟栾死，灵太后于其七日设二百僧斋。北齐武成帝宠和士开，将幸晋阳而士开母死，帝听其过七日后续发。又孙灵晖为南阳王绰师，绰死，每至七日，灵晖为请僧设斋。此则做七之明证，盖起于元魏、北齐也。按元魏时道士寇谦之教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为断，遂推其法于送终，而有此七七之制耳。唐《李翱集》有杨垂撰丧仪，其一篇云七七斋，翱以为非礼，特论去之。《韩琦君臣相遇传》：仁宗崩，英宗初即位，光献后谓琦曰：“当初立他为皇子时，臣僚多有言不当立者，恐他见后心里不好，昨因斋七并焚于钱炉矣。”斋七即做七也，此又近代做七故事也。
○生圹司空图作生圹，每春秋佳日，邀宾友游咏其上，事见《唐书》。然不自司空生始也。《后汉书。赵岐传》：岐自为春秋藏〔按：“后汉书”作“寿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导宾位，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此生圹之始也。《唐书》姚勖自作寿藏于万安山，署兆曰寂居穴，坟曰复真堂，刂土为床，曰化台，而刻石告后世。卢照邻隐具茨山下，预为墓区，偃卧其中。李适营墓树十松，未病时，《常》往寝石榻上，置所撰《九经要句》及素琴于前。此皆在司空图之先。
○生祠官吏有遗爱，既没而民为之立祠者，盖自文翁、朱邑始。《汉书》：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朱邑先为桐乡令，后入为大司农，临死，嘱其子曰：“必葬我桐乡。子孙念我，不如桐乡民。”其子遵遗令，葬之于桐，桐人果为立祠，岁时祭享不绝。《后汉书》：周嘉为零陵守，卒，吏民颂其遗爱，为立祠焉。王涣为洛阳令，卒，民立祠于安阳亭西，每祀辄弦歌之。许荆为桂阳守，卒，桂阳人为立庙树碑。祭彤在辽东，有恩信，既没，吏民为立祠。此皆死后立祠者也。其有立生祠者，《庄子》庚桑子所居，人皆尸祝之，盖已开其端。《史记》：栾布为燕相，燕、齐之间皆为立社，号曰栾公社。石庆为齐相，齐人为立石相同。此生祠之始也。《后汉书》：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吏民生为立祠。王堂为巴郡太守，韦义为广都长，吏民皆为立生庙。又李宪即诛，余党犹据守，光武欲讨之，庐江人陈众为从事，乘单车，驾白马，往喻降之，乃共为立生祠，号曰白马从事。《唐书》：狄仁杰贬彭泽令，邑人为立生祠。迁魏州，州人又为立祠。吕治荆州，有惠爱，荆人构生祠。没，人又以钱十万徙祠于府西。《宋史》：李入相，淮阳民数千诣阙，请立生祠。《张亢传》：其祖张全义，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立生祠。韩魏公在定州，数州之民诣阙，请为立生祠。事见《君臣相遇》。自唐以来，守魏者惟狄梁公有生祠，至公亦立为祠于熙宁佛寺，仪形宛然。此皆生而立祠者也。（按《旧唐书》狄仁杰有生祠在魏州，后其子晖为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为人所恶，乃毁仁杰之祠。）
○祠堂今世士大夫家庙曰祠堂。按三代无祠堂之名。东坡《逍遥台》诗自注云：庄子祠堂在开元，此或后人因其葬处为之，非漆园时制。然王逸序《天问》云：屈原见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画天地山川神灵奇诡之状，因书壁而呵问之。则战国末已有祠堂矣。《汉书》张安世及霍光传：将作穿复土起冢为祠堂。其时祠堂多在墓地，故司马温公谓汉世公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