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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雨”在正式注册之前，田惠平试图寻求政府和社团的支持，希望以政府或社团为其业务主管单位，自己仅负责教学任务。她先后同国家教委以及多家“GONGO”商谈，都未有结果，于是只能独立注册，并且不能作为民间社团而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在工商局注册，注册资本10万元，法人代表田惠平。其内部也不设理事会，决策权、领导权基本上由所长田惠平掌握。工商部门对于民办非营利机构的管理很不规范，只能用管理营利机构的办法来管理。这是在我国当前独特条件下的独特形式的组织： 它不属于民间社团，因此没有业务主管单位，它既是自下而上的草根非营利组织，同时也属于“民办企业”。在法律上并无明文保障此类组织的税收优惠，但是“星星雨”以其发展业绩获得了工商税务人员的理解，可以获得在纳税方面的“照顾”。
后来，田惠平还建立了“孤独症儿童家庭救济基金”，以补助失业父母、孤儿以及其他患此症的儿童。但是这一基金又不能成为公募基金会，因此不能大规模向企业及社会募捐，只能分散地接受个别捐赠。不过由于田本人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可以利用她的知识和资讯发展国际联系，逐步得到国际承认和支持，目前大部分资金捐助来自国外，包括德国驻华使馆。除了资金外，还获得了专业上的支持。田惠平自学校建立以来已多次访问国外，学习同行的先进经验，包括引进美国新泽西伊登服务中心的“应用行为分析法”，把它列入培训家长的课程中。在管理制度上，也严格符合国际规范，财务完全透明，从而建立了较高的信誉。
截至2004年，“星星雨”已为全国1010个家庭提供了孤独症儿童的训练、咨询及家庭辅导服务，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从事孤独症儿童早期教育的专业教师。累计接受捐款总额达到140万。目前，“星星雨”共有专职员工15名，其中全职教师8名，兼职人员2人。
2002年，田惠平总结她８年办学的经历：“作为为残疾人服务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我自己没有固定的收入；为了向孤独症儿童打开大门，我必须经常面临各种挑战，包括经济上的和专业上的。但是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感到快乐，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更好的、与我的孤独症儿童共同生活的方式。我可以把我八年来的经历描述为‘通向星星的路程’”。
应该说，这段话也可以代表大部分当前在中国有理想的、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人士的经历、甘苦和心情。
《财富的归宿》 第一部分廖晓义和“北京地球村”
４ 梁从诫和“自然之友”
梁从诫是中国最早的环保志愿人士之一。他从最初保护云南的金丝猴开始，逐步发展到保护其他稀有动物、森林、水资源等等。他于1994年创办“自然之友”，其主管单位就是他任教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其实与他从事的环保工作并无关系。现在“自然之友”已有1000多个个人会员、20多个团体会员。梁是名人之后——梁启超之孙，梁思成和林徽音之子，本人又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宣传上多少有些优势，“自然之友”现在是中国最著名的倡导环保的组织之一。其资助来源大部分来自境外，包括福特、拯救未来协会、壳牌石油公司以及香港一些企业等。近年来大陆的捐助也日益增加，其数目接近国际资助。
另外梁从诫也用他的影响支持其他一些活动，如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保护活动。他以70高龄走访了海拔4000米高的可可西里高原，同时他也是可可西里纪录片和民间保护藏羚羊志愿者组织“藏羚羊团队”的热心支持者，为他们做了许多宣传工作。
５ 廖晓义和“北京地球村”
廖晓义是留美归国学生，是我国热心倡导环保的民间志愿先驱之一。她于1996年在北京成立“北京地球村”，以宣传和提高公众对环保的觉悟为宗旨。最初的资金来自她个人的捐赠。由于她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赢得了国内外声誉，赞助也随之而来，包括国际基金会。目前“地球村”在北京有办公室、十几名全职工作人员，在全国各地有志愿工作者网，成员达4000人。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在广西的访问以环保为主题，廖晓义曾代表环保人士参与同他的座谈。“地球村”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教育。其活动有： 在中央电视台曾开辟“环保时间”的栏目，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并推动公民监督当地政府的环保政策；举办培训班，发表学术研究报告；组织专家网，向决策者提供环保问题的咨询服务等等。“地球村”还与国家环保局合作编印了中国第一部《公民环保指南》。
以上是几个成功的例子。这几位私人公益家及其事业有几个共同点：
（1） 个人的动机来自一种对社会的使命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极端执着，足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
（2） 有思想、能实践、知识水平较高，能提出有创造性的方法，并懂得经营和操作。如“小额贷款”、富平学校以及“星星雨”等机构，从一开始就按照国际规范，财务透明，一丝不苟，经得起任何方面的审查。
（3） 或是由于自己的学识成就的背景，享有一定的声誉，容易取得公众的信任，或是通过自己锲而不舍的努力和成绩赢得声誉和信任，有能力、有机会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以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以上几条都是私人公益事业得以存续的重要条件。他们遇到的困难也是相似的： 首先是卡在主管单位这一关，无法便捷地作为非营利组织注册，因而不能大规模公开募捐，也不能名正言顺地享受税收优惠。他们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靠自己超常的毅力和灵活的智能。这里个人因素起很大作用，于是接班人问题就涉及组织的延续。例如梁从诫与茅于轼都已超过70岁，进一步使其事业制度化已经提上日程。这方面，富平学校做得较好。如果扶贫基金会最终能成功地建立起来，对中国的私人公益事业将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先例。其他的私人公益组织凡是比较成功的，大多有以上的特点。
另外一些自发的私人公益活动就没有那么幸运，有的开始时得到媒体宣传，一时很为公众看好，但不久就销声匿迹，或出了问题，甚至变成丑闻。这里举一个为媒体广为报道的例子，即“胡妈妈”的“中华绿荫儿童村”。
“胡妈妈”本名胡曼莉，是武汉一名中学英文教员。据最初的报道称，她于1989年的一天，清早开门发现门口有两个被抛弃的婴儿，出于怜悯，她把他们抱回家抚养。后来见到这类弃婴事件很多，就起意办一个收容弃婴的孤儿院。1992年，她成立了“中华绿荫儿童村”，在武汉民政局注册，有了可以在社会上募捐的合法身份。收容的婴儿越来越多，她又负责为他们找寻抚养的家庭，久之便与“美国妈妈联谊会”取得了联系，并且接受了后者大量捐助。在一段时期内，她与她的“绿荫村”是媒体宣传的对象，她本人还到过北京，争取到与一位副总理合影。这张合影给了她在当地领导面前很大的资本，并有助于她集资。1995年她在福建一座寺庙前举办劝募活动取得很大成功，因此认为福建人比较慷慨，就把“绿荫村”搬到了福州。1999年，她作为“美国妈妈联谊会”的代理人到云南丽江，主持成立“丽江民族孤儿学校”。直到2001年4月，她还以富于爱心的“中国母亲”形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公益广告上。但是同年6月，“美国妈妈联谊会”就把她告上法庭，称她在联谊会捐助的巨额款项上有欺诈行为。在此以前已经有人揭发她一些问题，在“美国妈妈联谊会”的诉讼过程中，各种内幕逐渐揭露出来。据说在福建那次集资活动中人们已经发现她许多欺骗行为，她对那些儿童的态度也是人前人后截然不同，私下甚至有虐待行为。更重要的是她的账目混乱，经不起审查。在此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