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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里根政策的实际效果是相反的。
首先是由于政府大幅度削减福利开支，从1981—1985年期间对公益机构的资助比1980年净减了64％。那时政府已经是福利拨款的主角，私人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所占比例日益缩小。里根政府所削减的预算远远超过私人捐赠所能增加的潜力。另一方面，里根政府对企业普遍减税之举反而减少了企业主为了免税而为公益事业捐赠的动力。所以既减少了来自政府的资助，也减少了私人的捐赠，其结果当然是原来的受益者受到损害。在主导思想上，由预防和缓解贫困转为“促进发展和提高普遍的生活质量”，也就是淡化社会改良色彩。从尼克松到里根都希望使私人公益机构恢复慈善救济的职能，作为政府的辅助力量。但是事实上发展到这一时期的基金会等公益机构已经以社会改良为己任，它们更强调治本，向社会不幸的根源进攻，改变弱势群体的处境，甚至促进全人类的文明，而不满足于治标。这些不但是一些公益家和政府有争议的问题，而且在公众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远水救不了近火）。另外，由于捐赠来源减少，加以共和党政府大力提倡一切市场化，一些公益机构为扩大财源也更多利用市场机制，例如提高服务费、在管理上进一步引进企业经营方式等等，引起许多非议。
1983年，政府采纳“法勒小组”的建议，在行政部门内设一办公室，负责基金会对政策的影响事宜，这就等于承认基金会的工作对政府制定政策有用，赋予它半官方的政策研究机构的地位，而不是纯粹的私人慈善组织，单纯交给税务局像对待一切私人企业那样监督。事实上，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要求在国会登记和接受监督时所设想的正是这样一种地位。
事实上许多公益机构是“公私合营”的，政府出资往往达2/3强。这些机构当然反对政府削减这方面的预算，并为此进行各种游说活动。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时期。1998年，共和党众议员伊斯托克提出1998年拨款法案的附加修正案，内容是禁止公益机构接受政府拨款，禁止与政府有合同的非营利机构进行立法游说活动。公益事业机构不得进行影响立法的政治活动的禁令原来就存在，伊斯托克修正案如通过，将进一步限制基金会之类公益机构进行一般的争取公众支持的宣传。此事引起很大争论，最后没有通过。不过基金会不得进行游说活动的禁令一直存在。宣传和游说的区分在于只倡导或反对某种主张，而不对具体的法案表态，或鼓动选民就某个问题对国会施加压力。但有些时候在客观效果上二者之间很难截然分开，这也是政府与基金会经常产生摩擦的一个暗礁。
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宗教慈善机构是否能得到政府资助。联邦政府的预算中按惯例用于社会服务的钱约占6％，由于美国预算底数大，绝对数字相当可观。以往根据政教分离的原则，这笔钱只能提供给非宗教组织，其中有许多是自由派的，例如女权主义、拥护堕胎等等。2001年小布什就任后在施政纲领中提出，他将支持各种宗教组织向联邦政府申请社会服务活动的经费。此项举措的法律依据是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个人责任和就业机会协调法》，其中规定，从事慈善事业的组织，不论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都有权申请联邦政府的资助，称为“慈善选择”（charitable choice）。这实际上是美国保守派势力及其宗教组织在政治上的胜利。布什依靠的是新保守派，所以上台伊始在提出减税方案的同时就宣布这一决定。自由派对此抨击有加。尽管这一法律对宗教“慈善”活动与宗教“宣传”活动在字面上作了区分，但事实上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另外还有机会均等问题，因为美国教会大多数是基督教，其他少数宗教，如佛教、伊斯兰等团体是否也一视同仁，这些都将是长期争论的问题。
尽管美国普遍价值观中浸淫了基督教精神，但是具体对待教会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态度还是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分界线之一。以上的争论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美国慈善事业，也体现了不同社会思潮的斗争，再次说明基金会的主流基本上代表改良自由派的思想。
注释
① F。 Emerson Andrews， Philanthropy in the UnitedStates； History and Structure； The Foundation Center； NewYork； 1978； p。3。
②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3。2； S。900； Box 14；F。 pp。85—89。
③ Ben Whitaker， The Foundations： An Anatomy ofPhilanthropy and Society； Eyre Methuen Ltd。； London； 1974；pp。123—124。
④ Waldemar A Nielson； The Big Foundations；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72，p。9。
⑤ Ibid。；pp。18—24；Charles T。 Clotfelter & ThomasEhrlich； eds。； Philanthropy and the Nonprofit Sector in aChanging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ter3； p。63。
⑥ New York Times； Feb。14； 2001； Washington Post； Feb。16； 2001。
⑦ Lester M。 Salamon； 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elfareStat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Baltimore &London； 1995； p。54。
⑧ Ibid。，p。 88； Table 7。1。
⑨ Robert H。 Bremner； American Philanthropy； p。150插图。
⑩ Lester M Salamon； Partners in Public Service，p。152。
“挑战性赠款”（challenging grants），与“匹配资金”（matching fund）相似，原是基金会发起的一种做法，在捐赠某个项目时以对方同时向政府或其他方面筹得另一半资金为条件。里根政府反过来运用，指政府对某一项目资助时以接受方必须也募得私人捐助为条件。
Charles T。Clotfelter & Thomas Ehrlich； eds。；Philanthropy and Nonprofit Sector in a Changing America；Chapter 3； pp。63—64。关于法勒小组，本书第三章有介绍。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基金会人士与作者讨论中大多认为小布什是典型的右翼思潮的表现，但对基金会的影响有多大，看法不一。中国《新闻周刊》2001年3月5日刊载《慈善选择与文化战争》（作者邓鹏）一文从另一个角度对此事有详细叙述。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20世纪初期三大先驱
第二部各类基金会剪影
第五章20世纪初期三大先驱
本章举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三大私人基金会为代表，以见一斑，即拉塞尔·塞奇、卡耐基和洛克菲勒。
一、 拉塞尔·塞奇基金会
拉塞尔·塞奇基金会（Ｒｕｓｓｅｌｌ Ｓ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以下简称塞奇基金会）成立于1907年，是20世纪美国最早的私人基金会，在解决贫困、老年问题、改善医院和监狱条件方面都起了先驱作用；同时也对医疗改革、城市规划、消费信用、劳工立法、护士训练和社会保险计划的起步作出了贡献。其最大贡献在于发起社会调查和分析，从而推动20世纪社会科学的起步和发展。
拉塞尔·塞奇（1816—1906）以批发杂货起家，一度从政，当选为国会议员，后在纽约推销铁路股票，并以房地产和高利贷致富。他本人不但不是慈善家，还是有名的守财奴。但是他死后的财产继承人玛格丽特·塞奇夫人却是著名慈善家，自己是教师，一向乐善好施。她继承价值约6500万美元的遗产时年已78岁。为应付纷至沓来的募款要求，依靠其亲密的顾问律师德福莱斯特兄弟（Ｒｏｂｅｒｔ Ｗ。 & Ｈｅｎｒｙ Ｗ。 Ｄｅ Ｆｏｒｅｓｔ）为之谋划。罗伯特·德福莱斯特是纽约慈善协会主席，与许多从事慈善和公益事业的人物有联系。当时美国社会正兴起对贫困、疾病和犯罪原因和对策的研究，并相信这些是可以预防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罗伯特·德福莱斯特向塞奇夫人提出了一份详细的建议书，大意谓：我相信您的意图是改良社会——改善我国工人阶级的艰苦条件，使他们的家园更加健康舒适，他们的生活更幸福，他们的子弟有更多机会。由于社会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一个有长远意义的公益基金会应该保持灵活性，不像有些基金会那样固定在某些专项上。他建议成立塞奇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