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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机构，都认为对于原来被剥夺受教育权的黑奴来说，最迫切的需要是教育，双方都大力开展黑人教育工作。从1865年至1870年，难民局提供了这一时期黑人教育经费的半数，包括为私立学校修建校舍、为教员提供各种帮助。由于师资奇缺，难民局
向私人组织建议建立各种程度的师范学校和师资训练班，并向这些学校捐款捐物等（作为政府机构，它本身无权办学或支付教员工资）。有名的几所最早的黑人高等学院：费斯克、亚特兰大和霍华德都是在那个时期由难民局帮助创办的。1870年起，由于南方传统势力的排挤，该机构停止介入在南方的教育工作，大部分北方的教育工作者也撤离南方，有少数北方慈善家志愿留下继续从事黑人教育工作。接受种族平等的观念在南方还是遥远的事，但是黑人也应受教育这一观念却已在南方生根，为以后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提供了基础，这应该是前一阶段官民合作的一大功绩。
南北战争时期另一项重要的慈善公益事业是医疗和公共卫生。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也不论政见如何，战争总是带来伤残和流行病以及恶化的卫生条件，首先是在军队中。热心公益的人自然以此为关注重点。1861年在纽约一名牧师的发起下，成立了美国卫生委员会，设法联合全国分散的志愿组织协助政府，共同为改善军营的医疗卫生条件而努力，从紧急救死扶伤到进一步建立军医院、进行医疗制度改革，都卓有成效。在这一名义下进行大规模的募款活动，不但募得了充足的巨款，而且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增进了公众的参与意识，是拥护联邦的一次堪称“爱国主义”的教育。另外一个副产品是妇女走向社会。因为在战争中男人走向前线，最初医疗卫生工作的志愿者大部分为妇女，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护理专家和高水平的护士学校，还有能干积极的管理人才和特别有效的募款活动家。1863—1864年在北方一些城市举行的轰动一时的卫生募捐和拍卖博览会主要是由妇女组织举办的，取得了极大的收益。这些自然而然发生的妇女走出家门的现象成为日后妇女参政运动的先声。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现代基金会的早期雏形
从这里还派生出美国红十字会的成立。自从一些国家于1864年通过在战场上救死扶伤中立化的《日内瓦公约》，并成立国际红十字会之后，美国的慈善工作者一直努力争取美国政府参加，但多年未果。直到1881年由于一位也是在内战中崭露头角的女慈善活动家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 1821—1912）的努力奔走，美国红十字会得以成立，她自任第一届会长。次年，又在她的推动下美国终于参加了《日内瓦公约》。当然，红十字会的工作主要是救死扶伤和赈灾，与公益事业有时可以重合，但最大的不同是它的中立性质，不介入社会改良。
四、 现代基金会的早期雏形
慈善公益事业一直存在两种倾向，概括而言，一种是“授人以鱼”，即简单的赈灾济贫；另一种强调“授人以渔”，即帮助人自立。到南北战争结束之时，后者日益占上风，形成所谓“科学的公益事业”的说法，主张对帮助对象的情况和需要进行切实的调查，以便对症下药，不滥施慈善。就思想倾向而言又分两派：一派人比较强调贫穷往往来自懒惰，在扶贫中特别注意敦促接受对象通过工作自立，警惕过分慷慨导致培养懒汉——这派人虽与后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同，但其前提还是认为在美国社会中通过智慧和勤劳就有机会致富；另一派人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是社会机制的不公正导致贫穷，因此“科学的公益事业”应把重点放在治理那些不公正的根源，使机会更加平等，这就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改良，特别表现在从制度上普及教育、解决种族问题的方案以及敦促政府改进福利政策等。19世纪最后的30年中，美国社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两极分化加剧，与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所看到的没有固定的富有阶级的情况不同，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已经壁垒分明，而且劳工运动兴起，阶级冲突不断。此时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美国，大行其时。另外，各种关注社会平等的改良主义和激进的思潮或从欧洲传入，或从美国的学院中产生，这些变化必然反映到慈善公益事业上，逐步形成一整套机制和行政规范，为20世纪繁荣发达的基金会等公益事业奠定基础。
在这期间成立的基金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皮博迪教育基金（Peabody Education Fund）和斯莱特基金（Slater Fund）。前者成立于1867年，由银行家乔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 1795—1869）出资专用于发展南方的教育，以此促进南北战争后破坏严重的南方地区的和解与复兴。最初捐款为100万美元，后来增至200万美元，主要用于发展南方地区的城乡公立学校，改善州教育系统，特别是培养师资。1914年，皮博迪基金解散，并入斯莱特基金。后者成立于1882年，重点资助黑人教育。这两个基金会与20世纪初的卡耐基、洛克菲勒等大基金会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但正是它们创立了现代大基金会的模式，使相对零散的捐赠演变为合理化、组织化和职业化的公益事业，把探索社会问题的根源和辅助弱势群体更多地建立在科学的、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要诉诸仁爱和利他主义。
注释
① Robert H。 Bremner，American Philanthrop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8。
② Ibid。；pp。9—11。
③ Ibid。；p。5。
④ Ibid。；pp。17—18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物质基础
第三章现代基金会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20世纪的到来，美国的公益事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史家称之为“革命”。因为此后成立的大基金会较之19世纪的公益慈善机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新的基金会多有广泛的宗旨，其性质是私人的、独立的，但是管理方式正规，有自行选举的董事会、专职领导和工作班子，其服务对象是全社会。它们可以资助现有的机构，也可以自己建立有关机构，例如一系列的研究所、图书馆以及学校等。20世纪上半叶开始发展起来的众多而庞大的基金会，开创了诸多事业，以至于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与其他非营利机构一起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部类。这是19世纪的美国和至今美国以外的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基金会的作用随时代变化而演变，整个20世纪可以粗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分为两大阶段，这刚好与罗斯福“新政”和福利国家的出现相吻合。
一、 时代背景
1 物质基础
出现“公益事业革命”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财富的积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间工业化和技术的突飞猛进造就了空前的巨富。根据粗略的统计，1880年百万富翁不到100名，1916年已达4万人，其中少数人财富以亿计（1900年的1美元约相当于1990年的15美元）。1900年卡耐基将正处于顶峰时的钢铁公司
出售给摩根的银行，售价为4。92亿美元，他个人从中净得2。25亿美元的股份。此后，他即热心从事捐献，但是10年之后，其个人财产仍有1。5亿美元之多。洛克菲勒情况也大致相同，他是 20世纪前10年
的首富，1900年的资产是2亿美元，到1913年已达9亿美元，而且还在滚雪球般增长。其他如哈克内斯［Stephen Harkness；公共福利基金（The monwealth Fund）的创始人］的资产超过1亿美元，塞奇（Russell Sage）在1906年逝世时留下的遗产是6500万美元（一说为7500万美元）。这样巨大的财富聚集在少数私人手中，令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如何处理这些钱呢？（1） 不能都用于重新投资扩大再生产，投资的回报率递减使再投资的意愿也递减；（2） 远远超过了他们自己家庭的消费能力，穷奢极侈到一定程度不能带来快乐，而且会引起社会反感，为自己造成不安全；（3） 留给后代，适足以害之。例如，老洛克菲勒的好友兼顾问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rick Gates）告诉他，如不在生前以高于聚财的速度散财，他的财产将发生雪崩，祸及子孙，殃及社会。如何花钱成为大问题，这是美国从20世纪初以来独特的现象，也是大规模公益事业的丰厚而持久的物质基础。
《财富的归宿》 第三部分社会转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