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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伍德拉夫 （Robert W。 WoodruffFoundation）3677079393
以捐款排名（数字只列前三名，以下从略）：
（1） 福特440400415
（2） 利里425188708
（3） 约翰逊289143569
以后依次为：（4） 帕卡德、（5） 凯洛格、（6） 皮尤、（7） 纽约社区信托基金、（8） 梅隆基金会、（9） （索罗斯）开放社会、（10）麦克阿瑟基金会。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概论（2）
位居元老的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产排行分别为第31（14亿多美元）和第14（33亿多美元）位，捐款数则洛克菲勒基金会排第11位（1。13亿美元），卡耐基基金会降至第58位。⑤20世纪最早成立的塞奇基金会已经出了前100名。可以看出，各基金会的资产排名与捐赠排名不一定一致，在100名之内的大基金会的社会影响也不一定完全与捐赠数成正比。关于卡耐基基金会，需要说明的是，通常称为基金会的纽约卡耐基集团只是卡耐基捐资成立的基金会之一，其他还有例如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等都各有分工。不论其资产排名第几，卡耐基、洛克菲勒和福特基金会是最持久、最有代表性、活动面最广、思想性最强、影响也最大的。另外，盖茨基金会在2000年的年鉴中还排列第7位，此后盖茨又有新的捐赠，至2001年已超过福特基金会，跃居第一位，根据2002年4月报道，其资产为233亿美元，捐出12亿美元，远远超过福特基金会。⑥
根据《基金会年鉴》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四大类基金会：
（1） 独立基金会。其资金来源大多数是个人或家庭捐赠，运作方式是给各种机构的项目捐款。根据其捐赠范围，又可分为“一般目的”和“特殊目的”两种。其中有的在捐款的家庭指导下运作，又称家庭基金会。此类基金会占绝大部分，在《年鉴》列出的1万多个大基金会中有8千多个属于此类。
（2） 社区基金会。从公益目标的角度而言，社区基金会与私人基金会差不多，不过其资金来源不是一家而是多渠道的，而且包括地方政府的拨款，可谓公私合营。更重要的区别是，在税法中，作为公共慈善组织，其适用的管理条例与私人基金会不同。
（3） 公司基金会。资金来源是营利的企业捐赠，但是作为独立机构运作，主要还是通过捐款运行，多数为一般目的，但也不排除与公司业务利益有关的考虑。公司基金会的业务与公司从其本身的资金中所作的直接捐赠在法律上是严格区分的。
（4） 运作型基金会。资金来源多为单一的私人或家庭，自己按照既定宗旨运作，而不是捐款给他人，有一些类似非营利的研究机构。在税法对待上与独立基金会有所区别。此类基金会数目最少。
20世纪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如此众多而庞大的基金会，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原因：物质方面积累起这样巨大的私人财富，以至于花钱成为问题，这是美国特有的；而更重要的是思想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原因。这样一种威力巨大的事物产生和发达于20世纪的美国绝非偶然，它与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分不开。东方社会的传统是有困难的人或老弱病残靠家族和亲友照顾；而在欧洲，有着长期封建制度的国家，其阶级关系比较固定，社会舆论对贵族大户为社会公益作贡献的期望值较低，有所捐赠主要通过教会。到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贫富悬殊尖锐化时，资产者和劳动阶级截然对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高涨，不论是革命还是改良，解决之道主要是由政府抑富济贫，从而产生福利国家，私人公益事业可发挥的余地较小。美国传统思想中阶级地位“世袭”的成分较少，社会舆论认可通过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发家致富，不大苛求其手段；同时，社会对富人有一种压力，期待他们对社会做“好事”。这是一种义务，而不是恩赐。正因为这种社会舆论，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化之时，私人捐赠公益事业先于政府的福利政策。其中基督教鼓励捐赠的传统起了一定的作用，“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之说多少有点影响。另外，“志愿精神”（volunteerism）在美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小罗斯福总统把“四大自由”改为新“四大自由”——言论、信仰、摆脱匮乏、摆脱恐惧，而作为这四大自由加固底座的是第五大自由：“给予的自由”。这几乎成为一种权利而不仅是义务。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给予的自由”成熟为一大部类，现在有余钱就捐给基金会已经成为一种自发的习惯势力。
基金会既然是由私人捐赠，其建立之初，必然体现捐赠人及其家族的意图。但是根据一般规律，家族的影响最多维持两至三代，然而因为现代基金会的结构与企业相仿，主要权力在董事会（不过董事与资财无关），所以大的基金会从法律到实际运作都不大可能长远听命于家族成员，而且家族本身也有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董事会的成员和资金来源都分散化了。很多例子说明，对大基金会的方向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往往是某一个时期的执行会长。在各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任职较长，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基金会的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过有几个共同点：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领导成分无论怎样变化，都是上层精英的代表。他们的大致目标和思想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尽管侧重点各有特色，甚至同一个基金会在不同的会长主持下工作重点也有变化，但是各基金会的大方向基本一致，在其宗旨中都有“传播知识”、“促进文明”和“造福人民”的内容，社会弱势群体必然是其主要关注点。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是其最大公约数，这一思想既符合美国早期清教的传统，又与后来的进化论相信教育能改变人和社会相一致。
另外，美国不少大基金会具有世界性，国际工作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国际性的基金会在绝对数量上虽然占少数，但在资金和影响上却不可忽视。基金会的精英们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待社会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国家，特别体现了美国的“白人的重担”和“天命”思想，同时也致力于巩固美国的现行制度和向全世界扩张其影响。基金会精英们都对基金会这一制度本身怀有信仰，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这一事业，把它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天地。他们受董事会的任命，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巨大财富的支配权，但与企业的经理不同，他们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花钱，又与政府官员不同，他们较少受官僚体制、政党政治和短期内外政策的束缚，实际的主动权比政府部门的主管要大得多。基金会的一个时期的重点、成功与缺陷常与这类负责人的个人意志与思想有关。在以下相关章节将举例为证。
《财富的归宿》 第二部分概论（3）
围绕着基金会的辩论折射出来的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各种势力和思潮互相矛盾、互相制约的复杂现象。总的说来，基金会的作用在20世纪的前半期更为突出。自罗斯福“新政”以后，政府的作用日益扩大，福利制度逐步形成，政府以及大企业直接对教育、科研等投资的比例加大，大基金会那种在各种领域中左右乾坤的威力相对下降，而且也不总是像早期那样理想主义色彩鲜明、目的性明确。但是基金会这样一种制度，其指导思想和行为模式已经在20世纪初基本确定下来，现在数量大大增加，并且仍在继续成长，作为总体，在美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固然也有管理不当、判断失误以及各种浪费之处，但是比政府官僚机构的弊病还是少些，灵活性、针对性也要大得多，因而花钱的效益也要高得多，所以其总体的影响远远超过付出的金额。很难想像，假设这些基金会突然消失，美国的教育以及种种文化生活会是什么样，美国的对外文化关系会受到怎样的打击。
当然基金会只占公益事业或非营利组织的一小部分。美国形形色色的非政府志愿组织多如牛毛，其中教会是最大的一块，但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这些私人公益机构除了平时的“补台”工作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