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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他日将用之以坐筹也。今日之击射雕者，他日将用之以决胜也。府库充满，无非财也，介胄鲜明，无非兵也。使兵端一开，则其迹败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见其盈虚，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无事，庸愚龌龊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书，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无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摈弃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将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为妄庸两售之地也。东晋百年之间，南北未尝通和也，故其臣东西驰骋，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论，常如敌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虽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处，往来无常，能使人不知所备，而兵无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点兵聚粮，文移往反，动涉岁月，一方有警，三边骚动，此岂能岁出师以扰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敌兵之在境，乃国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争天下之机也。执事者胡为速和以惰其心乎？晋楚之战于也。栾书以为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忽，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晋楚之弭兵于宋也，子罕以为兵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诬道蔽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废，故虽成康太平。犹有所谓四征不庭，张皇六师者，此李沆所以深不愿真宗皇帝之与辽和亲也。况南北角立之时，而废兵以惰人心，使之安于忘君父之大雠，而置中国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则执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义，而慨然与金绝也，贬损乘与舆，御正殿，痛自克责，誓必复雠以励群臣，以振天下之气，以动中原之心，虽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东西驰聘，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补，而兵食见矣。狂妄之辞，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而自退缩矣。当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云合响应之势，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请为陛下陈国家立国之本未，而开今日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今日大有为之机，惟陛下幸听之。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财赋，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尽心于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三年一易，财归于漕司，而兵各归于郡，朝廷以一纸下郡国，如臂之使指，无有留难自库微职必命于朝廷，而天下之势一矣。故京师常宿重兵以为固，而郡国亦各有禁军，无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纪纲总摄，法令明备，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资格而进，不求度外之奇才，不募绝世之隽功。天子早夜忧勤于其上，以义理廉耻，婴士大夫之心，以仁义公恕，厚斯民之生，举天下皆由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严然为南北两朝，而头目手足，浑然无别，微澶渊一战，则中国之势浸微，根本虽厚，而不可立矣。故庆历增币之事，富弼以为朝廷之大耻，而终身不敢自论其劳，盖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贡，是臣下之礼也。契丹之所以卒胜中国者，其积有渐也。立国之初，其势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严庙堂而尊大臣，宽郡县而重守令，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于格律之外，有以容奖天下之英伟奇杰，皆所以助立国之势，而为不虞之备也。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矣，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削之。虽微章得象，陈执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独其破去旧例，以不次用人而劝农桑，务宽大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视中国之耻，而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而其实则欲籍天下之兵，尽归于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也。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椿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罪无大小，动辄兴狱，而士大夫缄口畏罪矣。西北两边，至使内臣经画，而豪杰耻于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见兵财之数既多，锐然南北征伐，卒垂圣意，而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大分，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势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元佑绍圣，一反一复，而卒为金人侵侮之资，尚何望其振中国以威四裔哉！南渡以来，大抵遵祖宗之旧。虽微有因革增损，不足为轻重有无，如赵鼎诸臣固已不究变通之理，况泰桧尽取而沮毁之，忍耻事雠，饰太平于一隅以为欺，其罪可胜诛哉！陛下愤王业之屈于一隅，励志复雠，不免籍天下之兵以为强，括郡县之利以为富，加惠百姓，而富人无五年之积，不重征税，而大商无巨万之藏，国势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库之财，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罢，冀中兴日月之功，而以绳墨取人，以文法事，圣断栽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条令，而百司逃责，人才日以茸。臣恐程文之士，资格之官，不足当度外之用也。艺祖经画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尽用。今其遗意，岂无望于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开社稷数百年之基，而况于复故物乎？不然，维持之具既穷，臣恐祖宗之积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试令臣毕陈于前，则今日大有为之略，必知所处矣。夫吴蜀，天地之偏气，钱塘，又吴之一隅，当唐之衰，钱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以其家入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张形势，而事恢复矣。秦桧又从而备百司庶府，以讲礼乐于中，其风俗固已华靡，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晏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粟、桑、麻、丝、木台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也。公卿将相，太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几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时，楚用以虎视齐晋，而齐晋不能屈也。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争帝，其后三百余年，而光武起于南阳，同时共事，往往多南阳故人。又二百余年，遂为三国交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先主，荆楚之士，从之如云，而汉氏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抗邓艾、羊，皆以其地显名。又百余年而晋氏南渡，荆雍常雄于东南，往往倚以为强梁，竟以此代齐，及其气发泄无余。而隋唐以来，遂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高氏独常臣事诸国。
本朝二百年之间，降为荒落之邦，北连许汝，民居稀少，土产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于上国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于建炎绍兴之际，群盗出没于其间，而被祸尤极，以迄于今。虽南北分画交据，往往又置于不足用，民食无所从出，而兵不可由此而进，议者或以为忧，而不知其势之足用也。其地虽要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而不发泄者，况其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进取之机。今诚能开垦其地，洗濯其人，以发泄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矣。是以形势消长之常敷也。陛下慨然移都建业，百司庶府，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作行宫于武昌，以示不敢宁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师，为金人侵轶之备，而精择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