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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他没有料到，一直在法庭上偏处一隅、不声不响的贝里·谢克，一个来
自纽约的
DNA专家，正像猎豹一样等待着他的出现。
4月
4日，贝里·谢克出庭对洛杉矶警察局的一流犯罪学家丹尼斯·方
进行交互询问。询问伊始，他便集中力量，指责警方的助手安德丽·玛祖拉
女士采集血样的方法。他在法庭上播放了一段录像，其中显示
6月
13日在犯
罪现场，玛祖拉女士在将手套和帽子放入纸袋时，未曾更换她的乳胶手套。
“你没有告诉大陪审团，安德丽·玛祖拉是收取手套和帽子的人之一？”
谢克律师问。“你没告诉大陪审团安德丽·玛祖拉参与的全部事实？你对大
陪审团的证词是否曾经宣过誓？”
接着，谢克先生像一位讲堂上的教授，给这位犯罪学家讲起了收集证据
的原则。证据必须保存良好，防止污染和窜改；工作要迅速而不忙乱，笔记
要记得精确。他问方先生是否同意他所讲的每一条原则。
丹尼斯·方显得非常尴尬，讲话支吾搪塞。对一些问题，他嗫嚅道“没
必要”或者“我不这样认为”。
贝里·谢克的交互询问显得异常干净有力。他一针见血地质问，起诉方
用来对付辛普森的那堆证据，是否已经被这种收集过程的过失破坏得一塌糊
涂。
4月
5日上午，贝里·谢克继续对犯罪学家丹尼斯·方进行交互询问。
在这一天，他进一步抨击了警员和犯罪学家们收集和保存证据的态度和方
法。
在警探汤姆·朗格上个月作证时，他曾经承认在
6月
13日上午七点半，
命令从辛普森太太家取出一张毛毯盖住辛苦森太太的尸体——用他的话说，
目的在于防止窥淫癖偷看。然而那时，验尸官和犯罪学家们还没赶到现场—
—因而，在谢克的质问下，丹尼斯·方尽管态度强硬，也不能不哑口无言，
承认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方先生还承认了警方的其它严重失误：警察
在很长时间以后才召集犯罪学家赶到犯罪现场；他们没有用黄色警带围起辛
普森的野马车；朗格警探命令把辛普森家发现的手套带到犯罪现场；还有一
张纸，谢克所谓“足以追寻凶手手印”的纸，却从犯罪现场失踪了。
就是在这样的僵持中，贝里·谢克死死地把丹尼斯·方先生咬住在证人
席上，不让他轻易脱身。这一天他把攻击的重点放在
DNA证据的收集和保存
方面。谢克律师放映了另外一段录像，画面显示一点棕色的物质，正位于那
张盖住辛普森太太尸体的白毛毯边缘。
犯罪学家把画面仔细看了一下。的确，那里有一块黑色的斑点，他承认
道。然而他说，根本分不清那是个三维的东西，还是仅仅只有两维。
于是，贝里·谢克又取出另一段录像，而且把它播放了一遍又一遍——
他说，那上面显示的正是这位丹尼斯·方先生，他用手拿着犯罪现场发现的
信封，而且不像他所坚持的，他根本没戴什么乳胶手套。
信封，而且不像他所坚持的，他根本没戴什么乳胶手套。
丹尼斯·方被这个问题闹得火冒三丈。他嘟着嘴巴不愉快地说，他从来
没有用手碰过那个信封——戈尔德曼曾经用它送来了布朗太太的眼镜，并且
从此惨遭屠杀。“我闹不清这是什么东西。可我知道它不是那个信封！”他
忿忿地争辩道。
至于方先生对
NDA的知识，也遭到了谢克律师的揶揄。“我倒挺想查一
下你有的那点知识。”他尖刻地说。
在交互询问的第四天，谢克律师的锋芒不减。在谢克律师眼里，丹尼斯·方
改变自己的证词，以图保护马克·福尔曼，那个一身脏污、疑迹斑斑的明星
警探证人。他认为，方先生的表现，已经远非仅仅错误地叙述他的观察，而
是从未进行过他津津乐道的各项检验。同时，他也认为，在提及旺内特尔警
探交来辛普森血液样本的问题时，丹尼斯·方说了谎话。
还有在预审作证时，福尔曼警探曾经说在辛普森汽车的车门台阶处发现
了四滴血迹；而且在审判时，他还说他曾叫方先生注意这些。然而遍查丹尼
斯·方的笔记，却丝毫未提及血迹，也未提及福尔曼讲过什么话。对此，犯
罪学家承认说，他自己也发现少了至少一、两滴血迹，然而并未记在笔记本
上。
丹尼斯·方第五天站在贝里·谢克面前接受他的交互询问时，几乎疲于
应付了。他宣称，在
6月
13日那天，他亲手把一管辛普森的血样拿出被告家，
放到了警车上面。然而这一点，却显然同先前旺内特尔的说法矛盾——丹尼
斯·方曾经被这位警探说成从他的手里得到了血样。
到
4月
18日，丹尼斯·方终于完成了他长达九天的作证。
辩方律师卫在
DNA检验问题上向控方发起了强攻
脱氧核糖核酸，简称
DNA，是存在于细胞核内用于储存遗传信息的巨大
分子。由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
DNA分子组成，这项技术便继指印和血型研
究之后，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检测项目。如今，在辛普森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DNA检验的可靠性及
DNA证据的适用性等问题，又一次变成了双方律师争论
的焦点。
辛普森的律师们在
DNA证据方面毕竟有懈可击。这里最重要的失误就是
在收集血液样本的过程中存在着草率的现象，而且这一点已经被收集血样的
警方人员所承认。其次，对
DNA进行检验的实验室程序也存在着缺陷。
5月
8日，起诉方首先传唤证人罗宾·科顿，这位塞尔马克公司的实验
室主管，从而正式揭开了
DNA证据出示过程的序幕。
在艰难的作证过程中，科顿博士极力通俗易懂地向满脸惶然的陪审员讲
解复杂的技术问题。经过分析，可以断定起诉方提供的血样“相似于”辛普
森先生的基因类型，而且起诉方的血样来自辛普森太太和戈德曼先生身边的
血泊；因此，辛普森先生就是这些血液样本的“提供者”。
“这种类型与辛普森先生的类型相容，看上去也极像。”她指点着显示
屏上的照片，告诉陪审团说。
乔治·克拉克，这位来自圣迭戈的法律专家，适时地提出一个引人关注
的问题。他想知道血样是否能够败坏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他人的
DNA类型
会变得同辛普森先生相符。
“我曾经见过
DNA类型败坏到根本无法解读。”科顿博士说道。
“那么，这种败坏是否能使得一种类型的
DNA变成类似于其它类型？”
“不，不会的。”证人断然说。
对罗宾·科顿博士的交互询问由纽约律师纽菲尔德先生负责。他首先把
矛头指向
DNA分析的统计原则，询问这项由国家研究人员确定的原则到底有
多大程度的可靠性。
科顿女士回答：“它们只意味着本身的含意，除此之外不意味着任何问
题。”
纽菲尔德继续引导，直到让证人说出了“有些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为止。
“可这不是你的估计吗？”他问。
“是我们实验室的估计。”
这时，伊藤法官进行了干预。他让陪审员们退出法庭，告诫律师们说，
他们之间的争论不应“不论证证据，不出示证据，而只是无谓争论”。
在这一天的交互询问当中，纽菲尔德律师不断向科顿博士提出
DNA证据
有效性的“假设性问题”。他的问题尖锐而具挑战性，以至于多次遭到起诉
方的拒绝和伊藤法官的警告。
在这一天的终了，纽菲尔德律师询问证人“她是不是同意”基于
DNA的
人口统计学在科学界引起了“实质性争论”。
“只有一小批科学家反对此项统计。”她承认道。纽菲尔德立刻问她有
多少人。
“一小部分人吧。”证人说。
纽菲尔德立刻读出将近
20名科学家的名字，问科顿博士是否承认他们的
工作，对其中的绝大部分人，她都草率地答道：
“不。”
在下一天的交互询问里，纽菲尔德律师开始显露锋芒。他终于把矛头直
接指向证人本身，试图瓦解她的证词给起诉人的观点加上的科学色彩。
纽菲尔德律师指出，在证人来洛杉矶作证时，塞尔马克每天要付出一千
两百块钱，那么，“塞尔马克是供人租用进行
DNA检验的公司吗？”
这个问题引起诉方的一片抗议浪潮。于是，纽菲尔德律师改变了提法。
“塞尔马克实验室是一家商业机构，不是吗？”他问。
“是的。”证人说。
“那么，不仅仅由你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