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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也一样。这种聚会也有种神圣的气氛，虽然与年度会议不完全一样。尽
管这些朋友的事业都很成功，他们都愿意听巴菲特的安排，好像是专为他们
开的庆功会一样。客人名单由巴菲特决定，只有他说让谁来才算。一个常客
说：“人们显然都希望与他坐在一张桌子旁，你忍不住会想，他会坐我这张
桌子吗？”已成为音乐家的彼得·巴菲特觉得他父亲的朋友都渴望加入他的
公司。坐在他那挂着约翰·列农和约科·奥诺画像的音乐室里，彼得把他们
比作是一群有天赋但比不上甲壳虫乐队的音乐家。常客埃德·安德森认为巴
菲特是个“奇迹般的人”。巴菲特在这种聚会上的行为很随便，说明他对这
些朋友——至少其中部分人——比普通股东“听众们”熟悉得多。
巴菲特的许多朋友也是他的股东，因此他总莫名其妙地觉得对朋友们的
家庭和财富有责任。他们老是谈巴菲特和股票，就连走路时也喋喋不休。巴
菲特的朋友经纪人马歇尔·温伯格曾建议不要在伯克希尔股价为77美元时卖
出，说还会涨，当股价到了105美元时他还是这句话。巴菲特的另一名老朋
友亨利·勃立特也总是人云亦云地向别人介绍伯克希尔的前景。当股价涨到
1700美元时，他有点慌了，于是卖掉了他妻子的股票。
按说，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不是为了卖了，是让巴菲特安排，而不是自己
拿主意的。但股价得异乎寻常地高，人们都不知所措了。雷诺兹证券公司的
董事长凯斯·威林曾以40美元伯克希尔的一些股票，后来又在43美元时买
了些。当股价达到50美元，他就等着价格回落了。可他等了又等……最后在
3000美元时再买些。
巴菲特有个几十年的老朋友，他总忍不住分析一下巴菲特死后股价会怎
么个下跌法——每股跌1000美元？还是2000美元？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他
一个。巴菲特的健康状况成了关系金融状况的一个因素。在一次年度会议上
有这么段对话：
提问者：巴菲特先生，我一直想买伯克希尔的股票，但不得不考虑您个
人会发生某些事，我可承受不了意外风险。
巴菲特：我也承受不了。
巴菲特在家中的角色也很模糊。他有几次书信体年度报告是假想给他姐
姐罗伯塔写的。可他们在一起时，他对她又敬而远之，罗伯塔住在加利弗尼
亚，她很清楚地不想干涉她兄弟的事，因此在问他问题时十分简洁。
她发现他的回答绝对是“很棒的”，但她不像与“其他人谈话那样”与
他交谈。她说，她明白“随意插话”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得重新回到原来
的思路上，他有专注的习惯，干什么都认真专一”。
巴菲特承认他在公众面前和个人生活中表现得不一样。用他的话就是在
家内向，在大街上外向。这点从他的女伴中就可大体反映出来。苏茜是巴菲
特多数社会活动的女伴，如在格雷厄姆他们的研究会上，在伯克希尔的年度
会议上或与朋友们一起在纽约和加利弗尼亚度假。
苏茜也是个十分外向的人，她虽已住在旧金山略为简朴的小房子里，但
也不常在家。当她的孩子们或朋友需要帮助或生病、病危时，她会二话不说
地陪他们几个星期，直到事完为止。当她在奥马哈的朋友贝拉·艾森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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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爱滋病幸存者，想去看看她们的老朋友时，她什么也没说，就陪着她到
处乱飞。也许是因为她到过许多地方，热衷于人口控制，包括跋涉到印度、
土耳其和非洲。她自己说“我的日子是在天上过的”。她也照顾旧金山人，
曾把一个爱滋病患者领回家护理。她后半生的游牧生活不是为家庭或自己的
小圈子度过的，而是为所有需要她的人——包括她丈夫。“奇怪的是，”巴
菲特的一个朋友评论道，“他仍然爱她爱得发疯。”
他在奥马哈的伙伴阿斯其德也很少参加公开活动，这点与巴菲特在奥马
哈时一样。她每天早上都去当地的动物园照看植物，人们可以看到她穿着牛
仔裤和毛衣在那儿挖土。她和巴菲特都不常参加社会活动。巴菲特在家时，
常呆在起居室边上的他的“小窝”里，那儿曾是全家人晒太阳的地方，放着
他的书和文件；还有一个大电视。他的伙食也很简单，常常啃火腿三明治或
是对着盒子吃香草冰淇淋，早饭也是如此。这种平静的气氛让阿斯其德觉得
舒服，她的童年太不稳定了。有一次节日聚会时，沃伦的姐姐多丽丝冒冒失
失地问她和沃伦到底是怎么过的，阿斯其德脸红了，说沃伦是“一起过日子
的最好的男人”。
巴菲特很希望凯威特广场的第14层能安静点，朴素点，他称那是伯克希
尔·哈撒韦的“世界中心”。尽管他的公司十分富有，但共只有11个人：两
名秘书，一个出纳，三个会计师，一个贸易商，一个财务主管，一个保险经
理，格拉迪丝·凯丝 （一直是他的助理）和老板。伯克希尔没有律师，没有
战略计划者，没有社会雇员，如门卫、司机，情报员和顾问。它没有连着一
堆阴极射线管的分析仪，没有现代企业有的那些玩意儿。
这些简朴的作风是巴菲特特意安排的，为了实现他所谓的“机构机动
性”。如果他雇了一层的贸易商，他们就会找点可做的生意；如果雇了律师，
他们就会找人打官司。
一个精练的组织使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业务上，而不是花在相互协调上。
华尔街曾有个投资银行家长途跋涉来到这个资本主义堡垒，所见的一切
令他终生难忘。他就是来自贝尔斯特恩斯的约翰·奥特，他第一次看到红狮
的时候吃了一惊。与他同来的委托人准备出售一家天然气公司，当他们告诉
旅馆门卫要去伯克希尔·哈撒韦时，门卫呆呆地看着他。最后他们总算找到
了凯威特广场，对这座位于比萨饼对面的小楼大感惊讶。那儿屋里屋外都设
有沃伦·巴菲特公司的标志。
巴菲特穿着双克马特鞋接见了他们。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他要求奥特的
当事人大概介绍一下情况。巴菲特现在的模样就很有特色了。他紧闭双唇，
皱起了眉毛，眉头却进入了眼镜框。听对方介绍了一个半小时之后，他问了
几个问题。天然气业的经济问题很复杂的，它要受法规的制约，同时涉及法
律问题和社会问题。奥特事先曾给巴菲特寄了一袋材料，巴菲特也十分了解。
当当事人再提供一些信息时，巴菲特重新算了一下它的经济状况。奥特发现
巴菲特没带记事本，也没有人跑进跑出为他提供支持数据。他唱的是独角戏。
三四个小时后，巴菲特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出了个价。这回又轮到奥特目瞪口
呆了，因为一般的总裁不会进行一次会谈就出价的。 （最后生意告吹了。）
巴菲特有从杂乱无章的线索中紧紧抓住主题的天赋；他简洁的作风也为
这种能耐增色不少。他认为太多的领导人反而会让他不能集中注意力，尽管
他们可能好意、热心、聪明。他们做的许多“工作”却是不必要的。 （巴菲
特的格言是：“不值得干的事就不用好好干。”）他不喜欢犹豫不决，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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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拉锯般地讨价还价。他的谈判风格是想好一个价格，要么成交要么告吹，
一旦决定绝不改变。
巴菲特和比尔·斯科特两人负责投资的事，这在其他公司得有几十个贸
易商和分析家。斯科特还不是全职工作，他每天3点钟就要下班去练波尔卡
舞。所有情况下，都是巴菲特安安静静地自己研究，自己做决定（当然也与
芒格通通电话讨论一下）。与这么个一个半人的班子相比，具有相当规模的
哈佛大学基金会的职员超过100人。
巴菲特最重要的职员要数他的助手兼秘书格拉迪丝·凯丝。她把所有的
来访者拒之门外，声音单调地回答着各种问题。
财务主管维恩·麦肯齐是内布拉斯加的弗里蒙特本地人。他身体瘦小，
有一双蓝眼睛，对巴菲特忠贞不二。自60年代以来，麦肯齐从来没有要求巴
菲特加薪。“如果我觉得自己做得不够，他也不满意的话，那肯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