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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卖黄金、钻石、艺术品、房地产、稀有金属、冷冻食品、加州希蒙得
木豆，还为别人咨询如何度过难关。他的观点是：“别信书上的理论。”
就因为他反对股票代表国家经济状况的观点，他到处受嘲笑。在 1979
年的一封信中巴菲特写道，他吃惊地发现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那年只把手头
9％的钱花在股票上，再没有比这更胆小的事了。他们本该是“一群理论上说
最该保持长期投资的人”。他忍不住加了一句：“对此我们不能不感到高兴。”
——他指的是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
没人不说股票便宜，可惜直到熊市过后，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还在等着
“看清形势”。制造商哈诺瓦从市场中抽出了60％的资金，高级投资顾问维
克特·梅隆解释说：“还有些问题不明朗。”詹尼·蒙哥马利斯科特的副经
理汉兹·H。比尔也持这种观点：股价很低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买进，将来的
形势还取决于许多棘手的问题。
《商业周刊》做出了最让人揪心的预言，它1979年 8月的一期刊物的
封面题目就是“股票完了”。文章很有创意，它仔细描述了股市的不景气。
因此，它说，人们应该投资于货币市场、快速食品或稀有印花，股票当然该
让位了。股价太低了，迟迟不见回升就是股市死亡——不仅仅是不景气——
的证明。
无论如何，美国经济必须承认股票永远死了这一事实——也许将来会恢复，可决不会太
快。
巴菲特坚决不同意这种说法。同一周，他给杂志《福布斯》投了篇稿子，
批评养老基金会的经理们过了时的明智：
将来的事没人知道，你们是在大家都看好时才花高价买进。不确实性其实一直伴随着长
期投资者。
这篇文章反映出巴菲特更急于要正式解释这个行业，比他60年代的思想
更深入、更先进。他说基金会的经理们都集中到了当时利率的9。5％的公司
债券上了。原因很简单：股票没有息票，而且风险太大了，当时的情况更是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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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看到的不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当时的股票风险很低。他看的不只
是股票本身，还得看企业的经济状况，然后再下结论。股票与债券一样也是
企业资产的一部分。它其实也是有“息票”的——即企业的赢利——只是看
不见自己。
比方说，道·琼斯指数中某家公司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3％，一个很普通
的数字，它的股票交易却达不到这个水平。巴菲特看到的股票就是“带13％
息票的道·琼斯债券”——比一般的债券利率高得多。如果他是个谨慎的股
东的话，股票始终会给他带来13％的收益。
即使在熊市中，巴菲特自己的股票仍在升值。现在伯克希尔的股票每股
面值290美元，使巴菲特的账面价值增加了1亿4千万美元。有一件事人们
觉得不解，巴菲特的工资只有5万美元，但他却从不到伯克希尔那儿要钱。
他连一股都不愿卖，说这漂亮东西太值钱了；他也不让公司分红。从他那蒸
蒸日上的事业上刮点钱下来真是亵渎神灵。
由于要支撑两个家，他向奥马哈的一个经纪人查尔斯·海德诉苦说：“我
的一切都与伯克希尔生死相关，我想再弄点外快。”
到70年代末，他个人买了一些股票。他对自己的钱要大方一些。比如在
买特勒丁时，巴菲特投资股权，他孤注一掷，要么投资失败，要么当个杀手。
他的一位助理说，他还买了黄铜期货——一次真正的投机。
“钱来得这么容易真是让人害怕，”伯克希尔一位雇员说，“他分析了
自己要买的股票，然后一下子钱就来了。”当一个朋友建议巴菲特试试房地
产时，他笑着说：“现在股票这么好搞，我为什么要试房地产呢？”经纪人
阿特·罗塞尔说：“巴菲特就像玩宾果游戏一样赚了300万。”
虽然现在富得流油，巴菲特的生活还是很简朴，至少在奥马哈是这样的。
他自己开车——一辆林肯车——到位于凯威特广场的某个套房去上班。他和
另外5个人在那儿处理伯克希尔的业务。他主要的消遣也就是打桥牌，看经
济读物，欣赏体育比赛，再就是与别人讨论演出。他和阿斯其德出去时通常
都到格兰特去——巴菲特过去的同学开的不起眼的牛排店。
巴菲特的世界越来越大，朋友、公司、他的作品也不只限于奥马哈市。
1980年夏天他50岁生日时，苏茜在纽约的大主教俱乐部办了个舞会。（他
40岁生日是在高尔夫球场上度过的。）巴菲特从斯坦·利普西那儿拿了一大
包爆米花，不停地往嘴里塞。在场的还有杰利·奥兰，他在彭内的朋友，中
学同学唐·丹利，格雷厄姆—纽曼的副手沃尔特·施洛斯，桑迪·戈茨曼—
—关于收费桥梁的话就是他漏出去的，凯·格雷厄姆，卡罗尔·卢米斯和马
歇尔·温伯格。巴菲特带了一份威尔森角子机的平衡表，那是他的第一次交
易。情歌歌手苏茜为他唱了一支长歌。朋友们都祝贺他。最后的一个项目是
吃芒格提供的烧烤。
在那个有木板饰墙的大房间里，大家都玩得很痛快。他们也都注意到巴
菲特想写点什么。他穿着磨平了底的鞋子，梳着大背头，嘴巴微微前凸，看
上去就像个教授。他的身材仍然很好，杂乱的眉头给他增添了点思想者的色
彩。实际上这些快乐的人都为他而激动，甚至有点崇拜。不管谁拥有伯克希
尔的股票——现在每股卖到375美元——都发财了。
第二年，巴菲特接到个悲伤的电话。他和芒格的好朋友，货币交易商里
奇·戈林的妻子突然悲惨地去世了。巴菲特在奥马哈给在加州的戈林打了个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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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不了了。”戈林说。
“我理解你的心情，”巴菲特说，“我父亲去世时我也一样，就像被人
揍了一样。”
停了一停他又说：“这么办吧，你带上你儿子飞到查理的小岛，我们一
起在那儿住三四天吧。”
巴菲特和他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湖上见面了，就在芒格的船上。芒格带
着他们坐摩托艇去钓鱼。当他转弯时，水从船舷涌了进来。戈林叫他小心点。
可是芒格视而不见，仍然加大了油门。没多久船就沉了。巴菲特被卡在底下。
强壮的戈林设法把他拉了上来。虽然他们都说不要紧，巴菲特还是不停地发
抖。他差点淹死。芒格也从此多了个外号叫“芒格船长”。
戈林为巴菲特因他而把一切都放在一边十分感动。“他很有同情心，”
他说，“可是人们都没发现。这真是给我的一份厚礼——只有时间才会让他
表现出来。”
由于戈林及其伙伴的帮助，巴菲特的信开始在华尔街发行了。银行家们
把这些报告都复印下来，以连锁信的方式相互传阅。这是第一次有人跟着巴
菲特走了。好笑的是他发现伯克希尔开始拥有一批“单股股东”，他们只买
一股，为的只是想弄到这些报告。
芒格说巴菲特是不巧经营了一家公共公司——他要是在奥马哈开一家私
人公司肯定会更开心。这话没使巴菲特对现状失去兴趣。他在写那些信时找
到了自己的位置。他能抓住伯克希尔的某个方面——会计上的一件事或保险
上的某个问题——写出篇专题文章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信就是公司问
题的分析。一个人读通用马达公司的年度报告只能了解通用马达公司而看不
到对哪个官员的偏见，即文章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就像《西伯里斯坦顿》
上登的那种。巴菲特的文章讽刺的尽是性、贪婪、易错的人性还有他自己。
文章有哈佛商校的语言和普尔·里查德的年鉴的风格。好像它不是写给凯·格
雷厄姆的，而是给全华尔街、全美国的人看的。
认识巴菲特的杰克·拜伦在读信时就有这种感觉。一个不认识巴菲特的
年轻企业家里查德·亚茨刚觉得像过了一个“主显节”：“当我19岁时，”
他写道，“我得到了一份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这是主对我的恩赐。”
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