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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儿？”萨努娅嘴离开乌力图古拉的脖颈，撑起身子来，抹一把脸上的泪，看乌力图古拉。
乌力图古拉衣衫不整地起身，赤脚去五屉柜上打开皮箱，从皮箱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纸头，过来重新上了床，迟疑一下，把纸头郑重地放在萨努娅手中。
“拿着。”
“什么？”
“地址。你照这个地址，去东蒙的乌拉盖，找一个叫沙木古尔的人，要是他不在，就找他老婆，他老婆叫额德，左手少一只手指。你就说，科尔沁骑兵师的乌力图古拉来领孩子了。”
“什么孩子？”萨努娅没明白，再抹一把泪，抹干净，“谁的孩子？领孩子干什么？”
“孩子哪年出生，叫什么，他妈妈在身上给留了什么记印，这上面都写着。你把它背下来，别到时候弄丢了，孩子找不回来。”乌力图占拉伸长脖子，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还能是谁的孩子，我的呗。现在我有家了，孩子不用再寄存在别人家了，领回来，咱们自己过日子。”
“你，说什么？”萨努娅离开乌力图古拉的怀抱，眼瞪着，看乌力图古拉。有一阵儿，萨努娅蒙在那儿，半天才明白过来那是怎么回事儿，明白以后就惊呆了，“你，你结婚了？还有，还有孩子？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注意啊，我那不是结婚了，是结过婚。结过婚和结婚了不是一回事儿。”乌力图古拉纠正萨努娅，“结婚不挂果，叶子干吊着，那不是寡树吗，当然得有孩子。”
“我是说，我是说，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结过婚？为、什、么！”一股血涌上萨努娅的脑门儿。她差点儿没倒下去。
“我是打算告诉你来着。我没打算瞒着你。不是说了嘛，事情来得太急，统共两天时间，一天半咱俩不在一块儿，忙着交接工作，在一块儿的时候身边又有人，没说出口。”乌力图古拉坦白说。不管原因是什么，错都在自己，到底自己没在事先让萨努娅明白，心里愧疚，又不肯让愧疚战胜了，脑子一热，红着脸补了一句，“再说，你不是没问嘛，你没问，事情又过去了十几年，女人死了。孩子也不知是死是活，告诉你干什么，显摆呀。”
他太有道理了！他太有道理了！萨努娅身子一软，一屁股坐在床头，颤抖着，低头奇怪地看手中那张泛黄的小纸片。是的，她没有问过他，的确没有问过，她知道他是喀尔喀蒙古，苦大仇深的牧民，没有文化，三十六岁，负过四次盲管伤、五次贯通伤、三次炸伤、一次烧伤、一次震颤伤，立过十七次战功，挨过两次处分，犯过无数次错误，脾气暴躁，喜欢说一些诸如“让屎壳郎给大象当奶妈”这样莫名其妙的话，笑起来惊天动地能把屋梁震下来，柔情起来像个害羞的孩子，这些她都知道，就是不知道他结过婚，有个死去的老婆，还有个不知是死是活的孩子！可对她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呀！
乌力图古拉的前妻是家乡女人，叫格尔胡斯琴，１９４２年死了，被钦察尔哈王爷的兵拴在马后拖死的。乌力图古拉和格尔胡斯琴生有一个儿子，叫莫力扎，战争时期，乌力图古拉忙着打仗，或者被别人撵着屁股逃命，顾不上孩子，孩子托付给乌拉盖草原上的老乡带。枪声稀疏的时候，乌力图古拉一边在夕阳下擦拭褪去烤蓝的老套筒，一边咳嗽着吐出肺里的硝磺，那个时候，他会想起那个能唱长调的女人，还有那个在格桑花中摇摇晃晃走来走去的孩子，满眼泪花，心里充满惆怅。
格尔胡斯琴死后，乌力图古拉没有再娶，一直做着鳏夫。延安时期，从前线引来整训的不少军队干部喜欢去女子大学或者延安大学门口等女学生出来散步，在散步中试探、接触、研究并解决婚姻问题，可在那些军队干部当中，从来没有过乌力图古拉。换句话说，乌力图古拉属于延安时期少数不追女学生的干部中的一个。关于乌力图古拉没有在延安解决婚姻的原因，他的老部下简先民私下里说过，延安枣子多，信天游多，窑洞多，小米里的土疙瘩多，干部多，随手抓一把，红军时期的干部能占一多半。男女比例三百零八比一，三百零八比一呀！简先民强调。他的意思是，就算乌力图古拉有那个想法，僧多粥少，也轮不上乌力图古拉追谁。
简先民这么说有失公允，他在延安时期只是个小小的连级干部，可他不光把个人问题解决了，还解决得相当出色。他的老婆方红藤不光年轻漂亮，还是上海来的电影演员，在《大路朝天》和《桃花劫》里扮演过角色。方红藤至少被一打以上的干部追过，其中不乏资格相当老的干部，那些红军时期的老革命都没有把她搞到手，却让简先民给搞到了，可见三百零八比一不是必然条件，而是事在人为。
这些都是多余的话。事情在１９５０年８月，在乌力图古拉郑重其事地把一张泛黄的纸片交给萨努娅，要萨努娅去找他的孩子，如果孩子没有死，还活着，就把孩子领回来，过日子，事情在这个时候，血涌脑门的萨努娅就觉得自己被彻底地欺骗了。
“你！”萨努娅怒不可遏，哆嗦着手拍床沿，“乌力图古拉，你是个骗子！”
“我都说了，你不是没问吗？”乌力图古拉没有打算骗谁，就算他没事先把结过婚的事情告诉萨努娅，那也不是他存心，让萨努娅一骂骗子，生气了，“你要问我还能不告诉你？我现在不都告诉你了吗？事情已然是这样了，我总不能让屎壳郎给大象当奶妈，让别人去办这件事吧？你是我老婆，是孩子的后妈，当然得你去。”他想这还有什么说的，“用得着这么拍床沿吗？”
“我，”萨努娅嘴唇哆嗦着，又拍了两下床沿，这回加大了力气，把枕头拍得跳了起来，“我就是你的后妈吗？”说过这话之后发现自己说错了，“我就是你孩子的后妈吗？我凭什么要当他的后妈？凭什么要去收拾别人生下的孩子？凭什么！”
乌力图古拉慢慢蹙起浓厚的眉头，慢慢挺直腰杆，捏紧拳头。屋里很静，萨努娅的声音还在屋里撞来撞去，像一只受了惊的不肯停下来的蜂鸟。
乌力图古拉瞥了床上盘腿坐着的萨努娅一眼，下地，套上衬衣，系好裤带，穿上鞋，冷冷地抓起外套，拉开门，大步走出去，咣当一声把门撞上，门撞得回音缭绕。现在，屋里不光有一只受了惊的不肯停下来的蜂鸟，又多了一只愤怒的四处乱扑的蝙蝠。
萨努娅一夜没睡，坐在床头委屈地流泪，守着月亮移动，等待乌力图古拉什么时候推门进来，一脸怒气、一身酒气地往床上一倒，呼呼大睡。
乌力图古拉当天夜里并没有踹门进屋。第二天一大早，他的警卫员轻轻敲响房门，红着脸进来，支支吾吾地把他的行李取走了。
萨努娅没有去给乌力图古拉送行。她的脚焊在床上，动弹不了。中午的时候，她下了一次床，去盥洗间，然后又窝回床上，呆呆地看着花园里的蝴蝶无声地飞来飞去。也许他现在还没有走，她还来得及赶往火车站，追赶上那趟憋足了劲儿要往远处奔的军列。可她没有动。一只乌龟对奔跑中的兔子有多绝望，她对乌力图古拉就有多绝望。不，她的绝望比这个还要深。
天快黑的时候电话响了。突然响起的铃声把萨努娅吓了一跳。她从昏睡中惊醒，从床上撑起，带倒椅子，碰疼膝盖，扑向电话。
电话是中南局接待处打来的，很客气地问萨努娅同志，要不要来个车接她去世界饭店。萨努娅好半天没明白过来，后来才想起，世界饭店是华南局代表团落脚的地方，是她在十天的婚假结束后应该住到的地方。接待处的同志听萨努娅在电话这头沉默，又解释：不是催萨努娅同志，是看看乌力图古拉同志走了以后，萨努娅同志还需要什么帮助；如果要搬去世界饭店，要不要来一辆车送一送；至于德明饭店这边，萨努娅同志只需把钥匙交出来，别的事情就不用管了。
还需要什么帮助？人都走了，需要的，什么也没留下，他们帮得了她什么？萨努娅转过头来看看屋子。他的皮箱已经取走了，她的皮箱还在那儿，五屉柜上还有几个不太新鲜的水果，镜子上趴着一只苍蝇，这是他们共同生活了九天半之后剩下的全部残留物。什么时候家里飞进了苍蝇？她想，然后很快为“家”这个念头发起呆来。
对方在电话里反反复复解释的时候，萨努娅把脸扭过去看窗外。天色正在迅速地暗下去，让人觉得老天得了白内障，要是不做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