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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大国际恐怖活动的策划者。1978年初，他住进医院，几个月后死在那里。据报道说是自然死亡。作为一位组织者，在恐怖分子猖獗的十年中无人能与他匹敌。从战斗精神来讲，他很可能超过了以前的伙伴哈巴希博士。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他们1975年的分道扬镳。这一点当时曾大肆宣扬。他与哈巴希博士的关系转入地下也同样有可能。哈达德博士死在医院，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癌症。没有证据否认这一点。
1981年8月1日，阿布·达乌德（穆罕默德·达乌德·欧德）在波兰一家酒店的大堂里遭人枪击，不过并不致命。报道说，企图行刺达乌德的那个人——这个人事后逃跑了——是个以色列特工。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疑问：以色列特务机关是否大胆地把它的行动——不仅仅是收集情报——延伸到了对立阵营国家。在阿弗纳的突击队存在的那些年，这些地方是严禁进入的，所以它们就成了恐怖分子们非常安全的藏身之处。反恐人员在某些国家从事反恐活动很难。在这些国家，即使最普通的活动，如租房、人住酒店和结账离开以及租车都要经过非常仔细的检查和严格的限制。而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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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一旦被捕，别指望得到法律和人道限制原则的保护。按照“人道限制原则”，在西方国家，即使被怀疑为间谍或恐怖分子的人也可以得到保护。这样的行动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许都非常严重。但在同样的条件下，另一些国家对那些策划恶意渗透的国家的报复要比西方国家厉害得多。
鉴于此，那份未经证实的报告就有了某种意义。按照这份报告，枪击阿布·达乌德事件确实是以色列特工干的，但是是一个在酒店里发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在一时冲动之下干的，而不是这个特工在波兰的任务就是暗杀他。虽然有人会说，一个精心挑选、训练有素的特工，其行动不可能超出任务规定的范围。但是由于此类事件太多，促使以色列在对立阵营内部采取行动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虽然报道的恰好相反，但暗杀阿布·达乌德的行动也可能是巴勒斯坦运动争斗的结果——以色列人指的是阿布·奈达尔的“黑色六月”组织——或者是克格勃设下的陷阱。）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阿布·达乌德是在波兰遭到枪击而受伤的。
所有的报道都肯定阿里·哈桑·萨拉米于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被暗杀。据报道，整个70年代期间，一直有人想要他的命。理查德·迪肯在他的《以色列特务机关》一书中，描述了两次早期的暗杀行动，一次在1975年，一次在1976年10月7日。第一次——一名以色列狙击兵用一支伸缩式步枪从窗户里朝他开枪——结果把一颗子弹打进了酷似他的人的身体里。按迪肯书中的说法，1976年的那次重创了萨拉米。但有消息来源，如大卫·B．汀宁报道说，只伤了他的一个朋友。
1979年1月22日下午三点三十分，当萨拉米乘坐的“雪佛兰”客货两用车经过一辆停在贝鲁特弗尔顿街和居里夫人街转角处的“大众”牌汽车时，萨拉米及其贴身保镖被炸飞了。很显然，有这种可能，因为萨拉米一直是个老谋深算的目标，但他在1978年娶了前环球小姐（1971年）、黎巴嫩美人乔治娜·瑞兹克之后，生活变得有规律多了。按照穆斯林的传统，萨拉米没有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这样他就在巴解组织总部、第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那里以及弗尔顿街乔治娜的公寓里来回奔波。行踪有了一定的规律。但他不知道的是，据说他的行踪已被一个以色列特工盯上。这个特工化装成一个古怪的、非常喜欢猫的英国老处女。其化名为埃瑞克·玛丽·“彭妮洛佩”·钱伯斯。她在离弗尔顿街乔治·萨拉米住处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套公寓。另外几个特工租了一辆“大众”牌汽车，在车上装上炸弹，停在萨拉米每天去乔治娜公寓的必经之路上。一个消息来源认为，“彭妮洛佩”在萨拉米的客货两用车上装了一个小小的无线电发射机，（而另外一个来源则认为）当她看见萨拉米的汽车经过停在她窗户下的街道时，她按下了装在自己汽车上的无线电发射机按钮。不管是哪种来源，结果都是“大众”汽车爆炸了，炸毁了萨拉米的汽车和紧跟在后面的贴身保镖的“陆虎”，也炸死炸伤了几个路人。
萨拉米死亡的消息正式公布后，以色列电视新闻也适时地进行了报道。在葬礼上，一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站在那里，揽住萨拉米非常英俊的十三岁的儿子哈桑。这张照片在全世界的媒体上广泛传播。“我们失去了一头雄狮。”媒体援引这位领导人的话说。斯图尔特·史蒂文在其1980年出版的《以色列的特务头子》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萨拉米被杀的经过。1983年，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出版了一本《寻找红色巨头》，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讲述了这段历史。
人们对围绕1979年1月22日在贝鲁特炸毁萨拉米的“雪佛兰”汽车的一些事实似乎没有异议。但有一个传闻，说萨拉米没有被炸死。原因很简单，汽车爆炸的时候他不在车上。（爆炸时尸体都撕成了碎片，无法辨认，所以至少从理论上说有这种可能。）
这个传闻很可能是萨拉米传奇的延续，表达了人们对传奇人物的良好愿望。尤其是对一个活着时就充满了神秘感和曾经多次死里逃生的人来说，就更是这样。同时，如果萨拉米那天不在客货两用车里（这是惯用的欺骗手段），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称他已经死了，那就有原因了。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办法比让以色列人相信他们已经成功地把萨拉米杀死了更让他安全。而对“穆萨德”来说，他们也许想让巴勒斯坦人相信，你们让以色列误入歧途的努力成功了。这样的话，如果萨拉米还活着的话，他就会有一种安全感，但实际上这只是假象。
众所周知，在两个对立的情报部门中这种欺骗的伎俩一直存在——不过，这也是事实，即，不管现实多么错综复杂，传闻比现实更为复杂。惟一知道的事实是，萨拉米的汽车确实爆炸了，车里的几个人都被炸死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公开的立场都是，这位恐怖组织头子是其中之一。
在叙述那些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秘密进行的活动时——后来提供给记者的那些资料也许只是为了糊弄人——一个人说自己收集的资料比别人收集的资料更为精确是轻率的。
当逻辑和常识不能用来检验被报道事件的真实性时，难度就更大了。因为即使最不符合逻辑和最没意义的报道都可能是事实。在政治恐怖活动中尤其如此。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认真负责的法国新闻记者赛吉·格鲁萨德认为马哈茂德·汉姆沙里要为“处决”威尔·兹威特负责，因为那是“黑色九月”组织其中一次行动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他的消息来源通常是可靠的。而这条消息恰恰不实——假若汉姆沙里和兹威特是并肩战斗的同志，那显而易见就不可能是这样——但在1973年格鲁萨德第一次报道的时候，以为恐怖分子们喜欢因为派系斗争而互相残杀，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似乎是非常可靠的。
正是因为谨慎起见——不是要提出跟其他报道相反的说法，而是出于兴趣——我觉得还必须指出几点分歧。
首先，以色列人声称给慕尼黑惨案以后进行的这次反恐行动取了一个代号，叫“上帝的愤怒”——这次行动几乎全部是由西方记者报道的，他们是克莱尔·斯特宁、埃德加·欧巴蓝斯、理查德·迪肯、克里斯托夫·多布森和罗纳德·佩恩和大卫·B．汀宁等等——我认为这个代号也许是事后发明的，不是西方记者发明的就是向他们提供资料的以色列人发明的。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当时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还没有使用这个代号。（有趣的是，两位以色列作家，迈克尔·巴—左哈尔和埃坦·哈贝在他们的书中都没有提及这个代号。）
“迈克”、“塔玛尔”、“乔纳森·茵葛彼”这些代号——有几个作家在描写暗杀兹威特和布迪亚的行动以及利勒哈默尔事件时都用到了其中一个或几个代号——我不这样认为。在利勒哈默尔时，也许有一个特工使用了“茵葛彼”这个假身份，但是没有人使用这样的假护照，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巴黎都没有。“塔玛尔”——大概是突击队长的漂亮的金发女友。根据描述，她也参加了袭击兹威特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