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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已经想好了，尽管他跟肖莎娜讨论过了，但他还没有真正作出决定。也许他永远作不出这个决定。也许他永远没有勇气看着伊弗里姆这样的人的眼睛，把他的决定说出来。
或者把决定告诉他母亲这样的人。
“我不是离开祖国。”他移开视线，说。“我会，啊，我也许会回来的。但是现在……我只想待在外面。仅此而已。”
“那好，”伊弗里姆立即说，“如果你告诉我你想在这里待几个月，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但现在就不谈了。我要去华盛顿几天。回以色列之前，再跟你谈谈。同时，也跟你的妻子谈谈。我相信你的妻子是不想待在美国的。”伊弗里姆又笑了起来，好像这个想法诉诸文字就滑稽可笑了，然后补充道：“我没想跟你说得那么尖刻。请原谅，我误解了你，我以为你说你要永远待在这里。”
他把手向阿弗纳伸过去。
阿弗纳握了握他的手，但仍然不敢正视伊弗里姆的目光。“虽然我没有说‘永远’，但我的意思是几年。在这里，或澳大利亚，或者别的地方，我还没想好。我的意思是这样。”
“再谈吧，再谈吧。”伊弗里姆快速地说。“以后再谈。”他开始收拾证件，放进自己的手提箱里，再也没有看阿弗纳一眼。阿弗纳简直无法离开酒店的房间。他非常生气，也非常愧疚。
“你……你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吗？”他问伊弗里姆，对自己越来越生气。 伊弗里姆停止在手提箱里摸索，看着他。“不来，”他冷漠地说。“谢谢。我还有人要见。”
没有更多的话可说了。阿弗纳没有直接回家。他去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一直从东边走到哈得逊河，对曼哈顿拥挤的人群和车流视而不见，一连走过了一百个红灯口，连看都没有朝周围看一眼。他在冥思苦想。他不那样说，应该怎么跟伊弗里姆说呢？他连给自己都解释不清楚，又怎么能给他解释清楚呢？为什么他不愿意回以色列？
他一直希望在美国生活，难道是因为他虽然爱国却从来没有把中东当作自己的家园？还是因为那里沉重、压抑，有时候很冷但永远都不新鲜洁净的空气？这里的空气，无论是潮湿还是干燥，是恶臭还是芳香，都不祥地笼罩着他，烧烤着他，让他麻木，把沙子吹进他的眼睛里。而不像欧洲的空气，从容、柔和、平凡、雅致，让他留恋。
不，不仅仅是空气。难道是因为他失败了？至少在他的眼里失败了？因为这个一心想当英雄的荷兰小男孩终于被骗成了一个英雄？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嘲讽？因为每次有人拍他的背或者跟他握手的时候他都不得不想为什么？他们把卡尔、罗伯特和汉斯忘了吗？负责这项任务的头回来了，而部下却没有回来——他还是英雄吗？甚至连部下的尸首都没有。按以色列的传统，伤者或者牺牲的同志的尸体是从来不会丢下不管的，即使冒着十几个人的生命危险也要把他弄回家。大部分部下都牺牲了而主要目标都没有干掉，还是英雄？恐怖组织头子们还在欧洲到处跑，还是英雄？
也许他应该向伊弗里姆这样解释。也许这也不是真正的原因，而是别的原因。但即使他明白了，他仍然不能说出来。他试着跟肖莎娜说了一下，然而却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他不能自圆其说。然而到这个时候他终于知道了，他知道他永远无法让别人明白了。
只要他在以色列，他就必须成为一个荷兰小男孩。他只想做个跟别人平等的人。也许对其他以色列人来说不是这样的，但对他来说是这样。谁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他不是加里西亚人。也许因为他跟他的母亲不一样。也许因为他觉得在法兰克福才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也许因为他不像集体农场的那些农民那样吃苦耐劳。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个荷兰小男孩，那他就谁也不是。根本谁也不是。
但是，没有这么多要求的国家难道没有吗？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为自己而活，没有二等公民或者心虚的感觉？这些国家不希望一个公民成为英雄？成为一个集体农场的农民英雄，一个开拓的英雄，一个士兵英雄？在这些国家里，一个人不愿意去执行一项任务时，不必感到自卑？
当然，这不是以色列的错。阿弗纳也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是他的错。以色列的标准很高，原因就在这里。有些人能够很自然地达到这些标准——比如母亲——许多人可能不在意。还有许多人也许没有意识到还有什么标准——伟大高尚、英勇无畏、勇于牺牲——要他们去达到。他们记不住什么标准。他们工作，选举，互相大吼大叫，每年去部队里服役，在以色列过着非常快乐的生活。他们不必成为英雄。
阿弗纳必须成为英雄，只要他是以色列人。这是他的错，而不是别人的错。他不能成为英雄也不是别人的错。因为事实是，他不是一个英雄，只是个普通人而已。他讨厌胡说八道，讨厌把自己装扮成别人。而在以色列，必须这样。成为英雄，或者假装是另外一个人。不一定要成为突击队员，去炸碉堡，挖地雷，搜恐怖分子，但要成为母亲那样的人。靠一点退休金度日，为家庭做出牺牲，沦落为一个集体农场的农民，不要回报，说什么：犹太人有了一个家，这就是回报，等着别人找上门来。
还眼巴巴地看着加里西亚人分布丁。
不。
他再也不愿意这样。他不愿意成为来自那海瑞亚的那个小“野客”。如果再有人把犹太人推下海的话，他就会回去投入战斗：这一点毋庸置疑。哪怕七十岁了，他也要回去。但与此同时，他要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跟家人生活在一起。在美国。
几天后，伊弗里姆在华盛顿给他打来电话。“你在考虑打算怎么办的时候，”他说，“还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考虑一下。”
“什么事？”阿弗纳问道。
“你仍然在合同期内。”
起初阿弗纳以为他听错了。他在公用电话亭里，拨了华盛顿伊弗里姆那个电话亭的号码，女王大街上的交通很繁忙。“你说合同吗？”他问道。“你是什么意思？”
“有你签字的那份文件，”伊弗里姆说。“在我办公室，记得吗？你10月份回来的时候，读完之后签的。”
阿弗纳记得很清楚。他记得“赎罪日之战”以后在伊弗里姆的办公室里签过一份文件。但他没有那么麻烦地还要去读。
“你的意思是，”他问伊弗里姆，“你让我签过一份我永远为你们这些家伙干活的文件？”
伊弗里姆大笑起来。“还没有那么糟，”他回答道。“只是一份三年的合同，每年要续签的。你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已经重签了。”
“等一等，”阿弗纳有些头昏脑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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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签的是什么，但我不在的时候，没有我的同意，你们怎么能续签呢？”
“你什么意思，你的同意？”伊弗里姆说。“我们不需要你的同意。我们想这样做就行了。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通知你。”
“但你们没有，我在国外。”
“我们放在你的档案里了，”伊弗里姆回答道。“这是完全合法的，相信我，按我说的去做。你在考虑今后的打算时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你放了我的什么？”阿弗纳慢条斯理地说。即使伊弗里姆花一辈子的时间来想，他都不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激怒阿弗纳的办法来。他妈的加里西亚人，放在我的档案里了，他以为他现在逮住我了？他这辈子都别想！“告诉你，”阿弗纳对伊弗里姆说。“既然你已经放在我的档案里了，那你就把我的文件随便寄到哪里吧，寄到南美吧，我在纽约。”
“不要那么大的火气嘛，”伊弗里姆说。“我只想打个电话告诉你，没有别的意思。我以为你想知道呢。”
“好吧，你已经告诉我了，”阿弗纳回答道。“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哪里也不去，我也不会回家。”
“那你就违反了合同。”伊弗里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阿弗纳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飞到了日内瓦。
由于他使用的是另外一本护照，所以没有住在米迪酒店。但他联系了回到欧洲执行常规任务的斯蒂夫，到达后的第二天早上，他在以前最喜欢的莫凡彼餐馆跟他见了面。“你状态不佳啊，伙计。”斯蒂夫对阿弗纳说。
“为什么？”阿弗纳问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斯蒂夫摇了摇头，说。“你有麻烦了。”
“你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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