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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客”主要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方国家。阿弗纳的父母就是这样。但无论他们来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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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用现代战争的术语来说，胜利与失败之间的距离是那么小，所以，不言而喻，每个以色列人在战争时代都应该这样做。即使以后因为回去而受到谴责，阿弗纳也指望会因为这一点而得到原谅。
他甚至连机场都没有出，只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让她来机场见他。她带着十个月大的葛拉来到机场。葛拉看起来不仅像个人，而且像个小女孩了。阿弗纳第一次对她有了一点感觉，而不再是冷漠的好奇。这是他的女儿啊！他吻了她，也吻了肖莎娜，并让她给特拉维夫的一个朋友打个电话——以色列的电话几乎打不通——让他开车去机场接他。他所在部队的总部就在海法的南边，离他要降落的洛德机场开车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跟许多以色列人一样，阿弗纳打算开着私家车奔赴战场。
巧的是，正是开车上战场这个想法使他陷入了麻烦。飞机飞行顺利，在洛德机场降落时，他的朋友正带着车等他。阿弗纳和朋友相互拥抱之后，接过钥匙，把手提箱朝后座上一掼，几分钟以后就上了通向海法的高速公路。还没开到一英里，一个穿着警服、不苟言笑的漂亮女孩挥舞着旗子把他拦了下来。
“怎么了？”阿弗纳迷惑不解地问道。他没有超速啊。
“你难道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那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问道。
阿弗纳一时搞不清她在说什么。他终于想起来了。当然！急着给阿弗纳送车，他和他的朋友都忘了一件事。由于以色列汽油紧张，结果就有了一套令人费解的做法。贴着某个标签的汽车只能隔一天才能上公共道路。那个星期天，阿弗纳那辆车不能上公共道路。
在战争时期的以色列，这是严重犯罪。申辩也没有用。那个女警察立即把他带到地方法庭。坐在桌子后面、满身散发着光辉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加里西亚人，白色的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阿弗纳极力为自己辩解。他说他一直在国外，是个预备役军官，正朝自己的部队赶，去参加战斗。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感到抱歉，因为一直在国外，没有想起来等等。请现在就放他走，行吗？
那位地方法官似乎同情他。“去吧，回你的部队去吧。”他说。“但有个条件，交了罚款才能走。”他确定了一个数目：两百以色列镑，不多。但阿弗纳身上根本就没有以色列币。
“能不能过一段时间再交？”他问道。
那个加里西亚人看着他。
“过一段时间？”他问道。“你一定是疯了。你去打仗，是不是？如果你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谁给你交罚款？”
阿弗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哦，他想，回家真好。
对阿拉伯世界的爱国者们来说，以色列的灾难日就是他们的欢庆日。以色列建国二十五年来，阿拉伯人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更别说战争了。1973年10月7日，埃及军队成功跨过苏伊士运河，他们欢庆的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还是失去的荣耀，甚至大丈夫气概的回归。不仅仅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比喻，而且是一种深深的真实的情感。比如，在“赎罪日之战”结束一年以后发表的一首诗中，叙利亚游唱诗人尼扎尔·卡巴尼描写了得知阿拉伯勇士们跨越运河后做爱的情景：
你注意到了吗
我是怎样溢满了我所有的河岸
我是怎样像河水一样将你覆盖
你注意到了吗我是怎样纵情于你
仿佛我是第一次见到你一样。
你注意到了吗我们是怎样融合在一起
我们怎样气喘吁吁 汗流浃背
我们怎样变成灰烬 而后苏醒
仿佛我们是第一次做爱。
诗歌，作为一种表达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的手段和指南，在20世纪阿拉伯文化中的地位要比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重要得多。它在很大程度上对蔓延在阿拉伯世界的好战的民族主义起着惊人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尼扎尔·卡巴尼新近找到的这股力量是短命的——到10月14日以色列军队就截住了，到16日他们在西奈开始对埃及军队发起反攻——但他的诗歌中所蕴涵的情感并没有因为阿里埃勒·沙龙少将那个师再次跨过苏伊士运河而受到影响。以色列的利剑将连接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那张软软的薄纸斩断，从而也就把进攻的力量分成了两半，但阿拉伯人奋力抵抗的精神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种屡败屡战、愈战愈勇的精神在以色列得到广泛认同。比如，在“赎罪日之战”开始几天的灾难性的日子里，人们曾普遍猜测，美国人不会给他们施加停火的压力。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阿拉伯人需要在军事上赢得一场彻底的胜利，让他们恢复自尊，这样他们才能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心情回到谈判桌上来。
阿拉伯人的这种感受很奇特，是一种巨人歌利亚被弱者大卫打败的特别屈辱的感觉。弱者在强者手中遭受的苦难人们写得很多，而一个强者一再被一个弱者打败之后给其心理上带来的伤害，人们则很少注意到，虽然人们知道他们也会勃然大怒。这当然能让他们成为爱国者，用尼扎尔·卡巴尼的话来说，就是：
从一个充满爱与向往的诗人
变成一个用匕首来写作的诗人。
还有许多知识分子从呼吁武装斗争到参与到武装斗争中去，托非奇·扎亚德并不在乎启蒙和人权国家当作他的例子。
我的朋友们啊 在富饶的甘蔗地
我的朋友们啊 在自豪的古巴炼油厂
从我的村庄 我珍爱的家里
我向你们送去我的问候：
我的朋友们啊，是你们让这个世界充满了斗争的
芳香
继续给帝国主义者们施压吧
施压——雄鹰的翅膀就会
比飓风更强壮
帝国主义者们不理解
谦逊与眼泪的语言
他们只理解
人们向战场上冲去
这样的诗句清楚地表明，许多知识分子在20世纪60年代末，决意要完成自己的事业。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也许是由于真正的信念。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对他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所谓的解放自己。对大多数敢死队员们来说，1968年他们与恶魔签订的一个协定，并不像是一个他们付不起的代价。
在这个意义上，“与恶魔的协定”包含的不仅仅是与苏联利益的联盟。在他们从全民抵抗走向国际恐怖的过程中，有些巴勒斯坦人——跟其他许多人一样，包括像伊尔贡这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渐渐相信，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只要认为对建立一个国家有利，任何不加区别的对待非战斗人员和平民的野蛮行为都不会遭到人们道义上的异议。正因为如此，敢死队越过了为自由而战和恐怖主义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所以，动摇他们脚下的道德根基的，并不是他们的事业或者他们最终的目标，而是他们使用的方法——无论他们为自己的斗争做了多少宣传。
“赎罪日之战”的结局使这场斗争更为复杂。虽然以色列最终又一次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它也第一次表明，犹太人的这个国家并不是难以征服的。对此，以色列人的敌人比他们自己更为吃惊。不管怎么样，它使业已存在的主张“武装斗争”的两大派别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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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加深。一派为“法塔赫”，另一派以乔治·哈巴希的“人民阵线”为代表。
虽然两派都认为以色列国的消灭是斗争的最终目标——同时，在整个中东实行某种形式的阿拉伯式的社会主义——在诸如重点、策略和优先要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上，两派从来都没有一致过。哈巴希博士首先是一个好战分子，其次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他看来，巴勒斯坦的斗争只是一场更大的泛阿拉伯的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法塔赫”的第一要务是“解放巴勒斯坦”，然后是“人的解放”，意思是实行某种形式的阿拉伯社会主义。
两个人都信奉暴力，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