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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家著名的生产精密仪器的德国在华公司，他们新上任的老总是搞财务出身的，当时他非常希望能够从质量成本切入，建立一套改进的Baseline（基线），以便能够非常有效地衡量他们工作的质量。他真诚地请我们的咨询顾问前往调研，帮他们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同时，还决定从几个事业部开始切入。
一开始，各个事业部的部长个个兴奋异常，都愿意参与进来，因为这是在帮助他们提升质量，提升利润或者盈利能力嘛！然而渐渐地，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他们突然发现不能这么做了，因为当你这么做下去，实际上是对他们以往工作的一种衡量，而这种衡量一旦用钱、用代价来作标准，不就是意味着是对他们过去工作的一种否定吗？这种衡量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实际上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呀！可是谁不愿意在自己的脸上贴金，谁愿意像古时候的囚犯那样在自己的脸上刺一个“贼”字呢？况且古代哲人们早都教导我们“水至清则无鱼”嘛！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原来是月亮惹的祸（17）
看来，我们有必要说说质量成本的来龙去脉了。当年，朱兰博士在西方电器公司质量部工作的时候，他在工厂的实践中本能地发现，质量里面是有“黄金”的，而这种“黄金”实际上就是报废、返工、返修等等。
到了1951年，费根鲍姆博士就在他的著作中，把这种“黄金”细分成三大类：一类是“故障成本”，另外一类就是“预防成本”，还有一类是“鉴别成本”。于是就提出了一个“质量成本”的概念和框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军方，还有美国的质量控制协会，通过专家和学者的努力就把“质量成本”的科目具体地确定为四大类了，即大家熟知的“内部损失、外部损失、预防成本和鉴别成本”。
我们在前面谈到詹姆斯？哈灵顿博士当年在IBM公司，发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使用这个“质量成本”，实际上在IBM公司没办法实施，因为仅仅是硬件和工厂还是可以的，而IBM公司除了硬件还有软件，当你向价值链的两头去延伸的时候，这四类成本是没有办法去计算的。所以，哈灵顿博士认为，应该把现有的成本分为两类，一类叫做“优质成本”，另一类叫做“劣质成本”。优质成本我们不用去管它了，我们要把眼光关注在劣质成本上。所以，IBM公司就用下发Q101号文件来推行“劣质质量成本”。
克劳士比先生在ITT公司时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ITT公司的CEO吉宁是注册会计师出身，他倡导的管理理念就是“结果导向、业绩为王”，因此，他在管理公司的时候，非常依赖于财务报表。
克劳士比也说过，吉宁是一个信息狂，在那个还没有实现电脑办公的年代，吉宁每次开管理会议的时候都是带着几个大皮箱，里面全是各公司的财务报表。而且在开会的时候，他会紧盯着每一位管理者的眼睛，让你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所有的人在面对他时，都像是罪犯面对法官的审判一样，个个胆战心惊、直冒冷汗。
在这种环境下，克劳士比先生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我如何用财务报表来管理质量呢？质量如何才能成为利润的贡献者呢？所以，他就创造了一种PONC的模式，成功地解答了上述的两个疑问。当年克劳士比先生在做全球副总裁的时候，他有一个专机，满世界奔波。而这时，其他的副总裁就犯了红眼病了，他们对吉宁说：“他一个做质量的，为什么不关在办公室里，而总是往外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下去跑，能不能也给我们一架飞机啊？”
克劳士比先生听到这件事之后，总是自豪而充满信心地拍着胸脯说：“请你们到财务部门去查吧，我们每年为整个集团所节省的成本或者额外增加的利润，平均高达56亿美金，还不包括我们到下属机构帮他们解决许多重大的问题，那些不算。”
这是硬指标！所以，每当其他的副总裁再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吉宁也会非常得意且带着讽刺意味地对他说：“很好啊，你也给我弄两个亿去，两个亿就可以了，我也弄架飞机给你。”
你想啊，他们到哪里去搞这两个亿啊？所以这种用金钱衡量的方式，实际上不仅让克劳士比的腰板挺得非常直，而且在吉宁手下一干就是14年。他的PONC模式也就在欧美广为普及。后来到了日本，他们用PONC融合了自己的Muda（浪费）的概念，从而用消除“一切不增值的活动”实际上取代了“质量成本”。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原来是月亮惹的祸（18）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努力建立一套全球的“质量成本管理标准”，也出了草案和讨论稿，但始终未能正式发布。从中也能透露出一些信息——人们对这种貌似简单的东西的认知，其实并不那么简单，一是源于对“质量”本身概念上的迷思，二是往往在实践中很容易陷入困境。
“质量成本”为什么很难成功？
从直觉上来讲，当我们面对利润干涸的时代，我们许多人基本上都在考虑如何能够更多地开源和节流，尤其是节流。
曾经领导着卡夫公司和纳贝斯克公司走向辉煌，并挽救了著名的吉列公司的詹姆斯？基尔茨（JamesKilts）当年到吉列公司走马上任，担任CEO的时候，吉列公司已经连续15个季度没有盈利了，净销售额、净利润和净收益都陷于零增长，市场份额急剧下滑，股价在两年内下跌了62％，市值缩水近400亿美元。为此，基尔茨提出了一种要“抓住关键”的做法，因为他认为“要想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有些事你必须做到，而有些事你却应该忽略”。面对深陷于厄运循环的吉列，他实施了一种“一般管理费用零增长”（ZeroOverheadGrowth）策略，力图使削减不必要的开支成为吉利公司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战略实施的需要，而不仅仅是短期的急救措施，或企业在危机时的最后一搏。
关于成功挽救吉列公司的秘诀，基尔茨在《达成重大成果》一书中一言以蔽之——“抓住关键”，但“做正确的事非常关键”。基尔茨上任后，吉列公司的财政收入连续13个季度实现增长，销售额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9％，市场份额创历史新高，股价几乎翻了一番，创造了260亿的股东价值，并促成了与宝洁公司的合并。
反观我们中国的企业，虽然古人常告诫我们要“居安思危”，然而大部分的企业还是属于“居安思安”，还是抱着一种“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心态。这就是当代思想家李泽厚所说的——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乐感文化”，与西方人的“罪感文化”和日本人的“耻感文化”相对比的话，我们中国人是乐而忘忧的，是属于记忆力不好的，或者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换句话讲，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更多的只是盯着看得见的，而忽视那些看不见的。
我们可以用一个关于质量成本的“漏斗原则”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画两个轴，一个轴是表示成本，另外一个轴表示时间，然后在两个轴之间画出一条平滑的曲线。从表面来看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成本是逐年下降的，这一点财务报表可以给出证明。然而我们在曲线上任选某一点，你会发现在那一点上，我们有一个成本是不降的，而且是微微升的，同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撑它的上升。
在另一点上，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就会惊奇地发现，有一个成本是不降反升的。如果我们把它们都在图上标出来，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个“质量漏斗”就清楚地显出原形了。
我们再把它们标示出来。你会发现，我们下降的实际上是直接成本，用质量成本的语言叫做“无失误运作成本”（ErrorFreeCost，EFC），也就是财务讲的直接费用；另外，不降反而微微升的呢，我们叫做“符合要求的代价”（PriceofConformance，POC），也叫做间接成本，或期间费用；那条升高的线，我们把它叫做PONC，即“不符合要求的代价”。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原来是月亮惹的祸（19）
如果把PONC再分解就会出现我们常说的“冰山现象”，我们看见的只是冰山一角，比如返工、报废和“三包费用”等，绝大部分都是隐藏在冰山下面的，属于无形的资产损失，比如商誉的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