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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还说：“这造成了许多貌似科学实际荒谬的伪理论，它们历经千年而不衰，在公私生活中起作用，成了行为中和思想中的不自觉的模式、习惯……这种宇宙图式具有封闭性、循环性和秩序性的特征。封闭性能给人们心理、性格以自我满足感。它可以表现为虚骄自大，固执保守，认为系统内应有尽有，完整无缺，不必外求。循环论则否定真正的进化，从而向前只不过是复古，历史的演变不过是天道的循环，‘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秩序性更带来所谓安分守己，听天由命，认为任何努力无不受既定秩序图式（天道）的限制和制约，自认为已被规范在某种既定位置上和处在这个不能逃脱的图式网络中，‘思不出位’，逆来顺受，培养奴性，不敢说‘不’；个体价值完全从属于这个作为外在权威的超个性的普遍秩序，锁禁在这个封闭的组织网罗中。于是，君怀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成了人们安心奉行的长久而普遍的宇宙法则。”
这种鞭辟入里的见解，读之确有醍醐灌顶之感。以前我到过许多企业，他们在谈到管理，尤其质量管理时，张口就说“PDCA循环”，闭口也谈“PDCA循环”，似乎这种循环也是包容万象、无所不适的大图式。实际上，当我静心聆听时，我可以从他们谈到源于质量管理的“PDCA循环”的表面看到他们骨子里“阴阳五行”图式在起作用，换句话说，他们是把休哈特？戴明的“PDCA循环”给“阴阳五行”图式化了。如果反过来，做一些“创造性转化”（李泽厚）的功夫，也许会产生一些灵感和新意，否则，你会发现它对我们现代的质量管理是有害而无益的。
另外一个方面，这种思维定势往往让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管理是无定势的。因此，当他们面对任何理论和方法或自以为新的东西，往往先是质疑和拉开心理上的距离，借口也是听上去不错却似是而非，那就是认为要面对现实，我们这里和别人不一样，我们非常复杂，我们很有自身的特色。其实非常简单，任何人都是有特色的，任何单位都是有特色的，生产一支笔，种树的，炒菜的，卖盒饭的，造火箭和导弹的都是具有特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作为拒绝学习和前进的一种借口。
所以，管理固然无定势，但管理上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管理有定则，任何的管理都有一种通行的法则。正如托尔斯泰在他的《复活》中最后一句话所说的：“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借用他的话来说，你会发现，成功的企业是相似的，而失败的企业也是“何其相似乃尔”。因为他们败也都败在那几点了。所以很多企业说，我们不要研究成功，要更多的去研究失败，这是非常有道理的。毕竟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神龙公司和法国雪铁龙合资的时候，起初就只要雪铁龙的生产线设备和制造技术，而在管理上，他们却看不上生性散漫的法国人。因为管理无定势，中国的事还是要我们中国人自己来管的。
可十几年来，随着汽车工业日益激烈的竞争，神龙惊奇地发现，雪铁龙能够存活一百多年绝对有其核心的、厉害的东西，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够解决的。所以他们明白了，管理原来是有定则的。所以一定要遵循这些基本的法则才有可能使神龙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们开始与标致雪铁龙集团重新进行资产整合，要学习他们的定则。当然，所有的管理干部也必须学习克劳士比的管理思想，希望以此来激活他们的潜质，支撑新的竞争策略。虽然这种醒悟来得晚了点，但是也算得上是“亡羊补牢”。尤其是它破解了封闭式循环的招式，把一个明白的简洁的道理展示给了我们：管理无定势和管理有定则，实际上是硬币的正反面的关系，是手心和手背的关系。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原来是月亮惹的祸（2）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业。
——《易经》
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质量好了，才能打开出口渠道或者扩大出口。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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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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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资本的力量”
随着克劳士比先生和朱兰两位大师的相继谢世，全球质量界顿感失去了领袖，进入了没有大师的时代，或者说是进入了各路“英豪”纷纷登场的年月。如果说还有谁可以称得上是大师的话，那就是已经年近九旬的费根鲍姆（ArmandVFeigenbaum）先生了，费老曾在1950年出版了一本在全球具有着深远影响的著作《全面质量控制》（TotalQualityControl；TQC），因此，有“TQC之父”的美誉。而“全面质量管理运动”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也是源于他的推波助澜。
此后，费根鲍姆博士和他的弟弟一起组建了一家GSC咨询公司，专门致力于研究全面质量管理之后的该如何去做的事情，而且进行大量的管理实践。我曾经拜读过费老的最新著作《管理资本的力量》（ThePowerofManagementCapital）。这本书虽然语言有些晦涩，但如果你了解费老的思想，你会发现还是可以清晰地解读出他的心路历程的，那就是——质量管理应该如何用商业的损失、用管理质量来进行衡量，也就是如何强调提升管理资本的力量。
去年，我和费老在休斯顿的希尔顿酒店不期而遇，而对于那次见面，我至今记忆犹新，而且感触颇深。因为我曾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与克劳士比先生一起见过他，那时侯，坦率地说对他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思想的发展尚无深刻理解，也只是一些礼貌性的交流。而去年见面后的谈话，加上认真地拜读了他的新书和MIT（麻省理工学院）对他的访谈，以及相继做过一些电子邮件的沟通，使我对他的理解更加准确了。这种思想的经历在我对朱兰先生由刻板印象到正确理解的过程中也同样发生过。最后，你会发现几位大师在晚期的思想，其实是殊途同归的。这再一次让我深思老子为什么在《道德经》开篇即指出“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的缘由。从而也使我更加理解了费老批评美国质量界“借尸还魂”的说法。我曾为此专门在博客上撰文：
在一天的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应邀参加ASQ组委会的一个答谢与颁奖酒会，在连接希尔顿酒店与会议中心的长廊上，我碰到了国际质量大师费根堡姆博士，他也认出了我，而且告诉我，他也是应邀前往出席酒会的，当然，主要是与出版社约谈新书出版事宜的。
我陪着他一同前往酒会，一路上，我们谈了许多，谈到我的老师克劳士比，谈到美国质量的现状，尤其谈到对中国质量的看法，当然，也谈到他目前的工作与生活的情况。费老虽然已经88岁高龄，走路稍显不便，但依然神采奕奕，思路清晰。
我对他说，在我们学院的会议室里，是把他的大幅照片与戴明、朱兰、克劳士比的照片放在一起的，表明我们对质量传统及其传承的认知。他感到非常高兴，感谢我们对他的厚爱，同时，对于朱兰博士的仙逝，尤其是失去了克劳士比这位“小老弟”而倍感惋惜。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三部分 原来是月亮惹的祸（3）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目前依然非常忙禄。他告诉我，太多大型企业的高管等着他的指导，而他自己最大的困扰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告诉他说，中国流行一首歌，是说康熙大帝发出感叹“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他听完，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爽朗地笑出声来，连连说：“是啊，是啊，我也是这么想！”
在谈到对美国目前的质量状况时，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我为美国经济感到悲伤，对美国企业的短视行为，尤其是急功近利的做法感到悲伤。目前人们普遍对经济的好转缺乏信心，这对于质量来说，不是好消息。克劳士比是我的好朋友，他一直都在提醒美国企业，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质量管理已经不错了，其实是在破坏质量，是在自杀。我也一直在这样说，今天看来，竟不幸言中。”
“不过，好消息是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我相信中国质量在其中一定做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