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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目前有一些学者提出，由于特殊原因，部分国内改制的企业其实不是纯的国有企业，而是集体企业。因此改制过程中，必须考虑这部分资产的特殊情况，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郎咸平：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想做一个清楚的陈述。我想了解当初100％的国有资产怎么在你经营之后就变成了集体企业，也就是说我想了解这个转换的过程。
《21世纪》：国资委对未来的MBO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以前的MBO又该如何处理呢？
郎咸平：目前国资委对这个问题不正面回答，但这是国资委将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另外，还有以前贱卖给其他民营企业家的国有资产应该怎么处置？因为法律与行政命令不得涉及既往的原则是个铁律，这是不好违背的，因此对于资产转移的本身是无法追究的。
但是，如果这些过去的交易是不公平交易，政府还是可以追究。这个问题，我建议国资委要深入研究。因为现在民间的反应非常大，有些人是一夜暴富，甚至花了一小部分钱，就把国有资产纳入囊中，每天锦衣玉食，出入奔驰，这种现象你说下岗职工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而且这个问题不能拖，指导原则和执行必须要严厉，只要是不公平交易，就一定要追溯。
这就跟中央政府当初处理SARS情况一样，SARS一役，政府赢得多少民心啊！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严刑峻法的追究，因为行政错误就必须得追究。那么过去的MBO以及资产贱卖给民营企业的不公平交易也必须严格追究，政府千万不要认为过了就算了，严格追究的结果，将使得政府赢得民心。
正确看待国有经济存在的合理性
《21世纪》：你认为我国国有经济究竟应该如何布局？目前国有企业占有的领域中，哪些应该让位给民营企业与外资？
郎咸平：各级政府一定要牢牢掌控一些核心国有企业，这对社会稳定有很大的帮助。对于这些企业的改革方式，可以依照我前面所言，采用职业经理人制度。至于你所问那些企业应该让位给民企或外资，我认为我们还不能做这样的直接类比。
因为英国、法国毕竟还是以民营为主的自由经济。但是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是一个我们目前无法逃避的现状，其实我何尝不想中国一开始就是一个民营经济为主的国家，这样会简单很多，但这究竟不是现状。我前面讲得很清楚，只要将国企转让给民营企业家，政府的权力就会被取代，而且中国的法制也不健全，强势经济个体必然会侵害弱势个体，而造成社会的不安。在中国的现状下，把握住我前面所谈的三个原则来进行资产移转才是重点。
我再讲一句话，我今天的努力只是为了保护国有产权吗？错了。今天我保护的终极目标是私人产权。想想看，如果我们容许他人任意践踏国有产权，那么他们将来也必然会践踏民营产权，一个不珍惜国有产权的民族，是不会珍惜民营产权的。我想请问民营企业家一句话，你们敢把100％的企业交给职业经理人经营吗？你们不敢，为什么？因为你们担心职业经理人会像没有信托责任的国企老总一样，做得好就变成他的了。而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政府必须严加监管职业经理人的缘故。
《21世纪》：国有企业目前表面上看经营状况不错，但仔细观察，发现经营不错的领域几乎都是垄断性领域，垄断产生的利润很高，但代价也很大。怎么解决国有企业的垄断成本高的问题？
郎咸平：我举几个例子，你说美英两国石油公司是不是垄断的？他们是寡头垄断的。美英两国航空公司是不是呢？他们也是寡头垄断的。寡头垄断在外国是常态，不必大惊小怪。但是请注意这些寡头垄断的企业虽是民营企业，但是这些公司全部都是公众持股公司，而且都是由职业经理人来经营的，因此它的寡头垄断利益还是回归社会大众。
国资委应加强监管而不是干预经营
《21世纪》：国有资产流失可能是两方面的，刚才我们谈的主要是交易过程中的流失，还存在经营过程中的流失。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体制性流失您认为可以避免吗？如何避免？
郎咸平：你讲的正是“冰棍理论”的问题。这都是因为我们对国企老总要求不够。我们总认为是体制问题，做不好是应该的，做好就变他自己的了，这也是所谓的冰棍理论。我们怎么能允许国企老总做不好呢？作为国企老总，你就必须得做好，做好是应该的，做不好就换掉。所以我建议，国企老总，表现比行业平均好，可以拨出一部分的净利润，分给职业经理人做奖励。
但为了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个好的经营环境，政府行政命令应该退出企业的经营，但是政府必须严加监管国企老总的腐败行为。最后我必须强调，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不是我发明的，全世界都是这么做，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做得好，中国就做不好？
《21世纪》：国资委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最适合？
郎咸平：我只想谈一下原则性的问题，而不想触及到技术的层面。国资委就是一个代表政府行使管理企业职权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权力，来源于全体国民的信托，以维护全民资产的升值为目的。国资委的职能当然应该涵盖所有的国企，但其责任并不是指导企业的经营，而是监管国资是否能够创造价值，这当然包括腐败、资产转移等等的问题。
《21世纪》：国资委对企业资产监管是否会在客观上形成对企业自主权的干预？
郎咸平：我就是怕国资委干预企业的经营。所以国资委只能对国企是否能够创造价值进行严格监管，但国资委不能干涉企业的运作，国资委必须完全退出对企业运作的干涉。
任何一个国家对监管机构的监管都是通过两个机构，第一是民意机构例如中国的人大或是政府的监管机构例如审计署，但以目前中国政府职能来看，审计署的效用应该大些；第二种监管是在监管机构内成立独立的审核部门，例如美国的证监会都有类似的部门。举例而言，我们可以考虑在国资委内部成立一个直属中央的监管部门。
《21世纪》：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制定国资法，你认为国资法的根本性内容应该是哪些？国资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郎咸平：国资法，必须以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为基本点，必须以民为本，达到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目的。也就是说国资法必须确认一个重大原则，如何解决政府权力移转以及缺位的弊病。这是个修法的原则，至于修法的细节，我们不可能在此展开讨论。
發表於 2006/12/09 11：21 PM
2006/12/10
我不反对改革 但应重新定义改革路径
作者： 郎咸平
【内容提要】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整个社会竟然没有制衡措施，为什么任由错误思维主导经济发展呢？我的结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公共决策，再加上少数专家学者垄断了舆论，在没有全社会的集体参与和集思广益之下，形成了少数人垄断改革路径的选择…而且是一个破坏社会环境的错误路径。
最近网上有大量的文章讨论改革的话题，但是我认为讨论方向有点偏差，甚至有人会无限上纲地提出我反对改革的说法。我必须明确地指出，改革本身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我们整个社会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改革，但是我想明确地指出…改革路径的选择才应该是目前讨论的焦点。
我国改革开放了27年，一方面在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安，这两种极端现象的同时出现必然对我们过去所认同的改革思维产生了极大冲击，是否我们过去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呢？
在改革开放的第一期阶段，经济问题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来源，也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不足。举例而言，当时老百姓能够吃一碗饺子，或者买一盒有一半能划亮的火柴就很高兴。为何出现这种怪现象？其原因就是政府垄断了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使得社会经济基本丧失了活力，而且也由于这种垄断，使得国营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其直接结果就是民生必需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社会整体生活质量自然不足。因此，邓公小平敢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