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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是关于蛐蛐儿和他的前女友J的爱情故事的，我已经开了头，写下了题目《走过春夏秋冬》，我甚至已经在电脑上写了一万多字，但是，接了我哥的电话以后，我面对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思路完全被堵塞了，我满脑子想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给说谎定位？说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我从小到大说过谎吗？我有没有为自己的谎言付出过代价？假如因为我说谎而造成某种后果，我有勇气为这种后果承担责任吗？
我发现自己很久也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我给我的一位结交多年的老友打电话，我向她表达了我的困惑。像往常一样，这位老友在静静地听完我的讲述以后说：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什么？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当代“华子良”。我一下子愣了，她的话像一把锤子在我心上重重地砸了一下。老友紧接着又说，我的直觉是，你应该先放下那个写了一半的爱情，就写你所了解的谎言，那可能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放下电话，一个标题跃上我的脑海：钢丝上的谎言。
我无法解释我为什么会将“谎言”这个词搁置在“钢丝”上，我只知道走钢丝是一桩特别危险的事情，走得好，身体保持平衡，你便可以在那一根弹跳起伏的细绳上做出各种各样优美的舞姿和造型；但如若走得不好从钢丝上掉下来，轻则致伤致残，重则摔个半死，甚至丢掉身家性命。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义无返顾前赴后继地去走钢丝，那是因为钢丝上幻化出来的种种美丽让许许多多的观众如痴如狂。那么，谎言呢？谎言是否也有同样的功效？
我最初发现蛐蛐儿说谎是在我们家从前那幢小楼的旋转扶梯日，那时我们还都是小学生，印象中我那时的阅读范围也仅限于《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类的小说。我爸爸的卧室里有一口老旧的书橱，里面有一整套的《红旗飘飘》和满满两架单位定期给我爸送来的浅灰封面的《文史资料》，据说这种《文史资料》当时只有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阅读。我那时对爸爸书橱里的书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注意到蛐蛐儿对我爸爸房间里的那口书橱情有独钟，他每次到我们家来玩都会偷偷溜进我父母的房间，而每次进我父母房间蛐蛐儿又都会磨磨叽叽地在那口书橱前东张西望。每次我都会将蛐蛐儿从我爸的房间里轰出来，我告诉他我爸不喜欢小孩子进他的房间。那一天蛐蛐儿又在我爸的房间里磨叽了半天，要回家前被我在楼梯口碰上了。那时候他已经长得人高马大，喜欢将皮带束在衣服外面，显摆他挺拔的长腿。可那一次他怪怪地穿了一件肥大的灯心绒夹克衫，那松松垮垮的样子和他平时的精神利落判若两人。他看到我有点紧张，脑袋一低就要下楼。我有些狐疑地看着他似乎显得臃肿突起的肚子，说，蛐蛐儿你穿谁的衣服啊？怎么变得那么肥胖啊？我边说边用目光扫过蛐蛐儿的肚子，追问道：你衣服里是否藏了什么东西了，怎么好像鼓鼓囊囊的？蛐蛐儿慌乱地摇摇头说，没有啊……话没说完只听“嘭”的一声，紧接着哗啦啦的响，蛐蛐儿肥大的夹克衫里掉下了好几本《文史资料》。“好啊！你偷我爸爸的书！”“不是偷，是你爸爸答应借我看的。”“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呀？”我爸爸正好从外面回来，他的出现让蛐蛐儿的谎言不攻自破。但接下来的事情发展是，我爸从地下捡起书本拍拍蛐蛐儿的肩膀说：小鬼，说谎要不得哦！你要看这些书尽管问叔叔借，但要有借有还，再借就不难喔！看得出来，我爸说这话时，眼里满是对蛐蛐儿的喜爱。我有些妒忌，我知道我爸爱才，对蛐蛐儿小小年纪就喜欢读《文史资料》备加赞赏，可也不能因为蛐蛐儿有才，就对他张口说谎、动手偷书的行为姑息啊！
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也因为偷书而被人抓获了。那时我已在杭州第十一中学上学，十二三岁的年纪正是求知若渴的年龄，而文化大革命对知识的戕害和对传播一切中外文化的书籍的封杀让我们面临的似乎只有枯竭的文化沙漠，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书可看，像干涸的河床里奄奄求水的小鱼，却看不到一滴水珠。十一中是一所老牌的中学，它的图书馆有着丰富的藏书。是谁最先发现那些藏书，又是谁出主意砸开图书馆的窗户跳窗而入，这些细节我都已经不记得了，我不会忘记的是，我们七八个同谋犯看到满屋子积着厚厚灰尘的图书欣喜若狂！我们有两三个同学在窗户底下接应，三四个同学发疯一般地往窗外楼下的草坪上扔书：《红与黑》、《高老头》、《牛虻》、《九三年》、《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我们完全被这些书给迷住了，我们贪得无厌，没完没了，舍不得这本，放不下那本，当图书馆窗外的草坪上书籍堆得像小山一样时我们还不肯收手。直到告密者带着老师和学校保卫处的人将我们人赃俱获时，我们还没有从疯狂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我在自己的裤腰间藏了一本《金蔷薇》，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康·巴乌斯托夫斯基是谁，但我喜欢“金蔷薇”这个名字，没想到就是这本被我偷偷藏在腰间因而没被查获的《金蔷薇》，让我从此痴迷文学，也让我对蛐蛐儿将我爸的书塞在裤腰里想偷出去的行为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理解。
在电脑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想为“谎言”做什么辩解，但当我敲完一段，按习惯重新阅读一遍时，我承认，在我的笔下，“谎言”的面目似乎并不那么可憎，反倒有几分单纯和可爱。我想，我们每一个从孩子走向成年的过来人，如果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成长经历，大约没有多少人能和谎言脱得了干系，在汉语字典上，“谎言”无疑是个贬义词，但在人生海洋中，“谎言”的内涵和定义似乎可以更立体更宽泛更辩证更人性一些。
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一方面将蛐蛐儿写的回忆文字复印了若干份分送给所有我能联系上的“总理遗言”当事人，请他们尽可能地回忆核实文中的主要环节和重要细节；另一方面我想找我哥哥弄清楚，蛐蛐儿究竟在哪些重要环节上隐瞒了事实的真相，他又为什么要隐瞒？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他一个终日坐在轮椅上，几乎与外界隔绝的人，究竟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坦然回首的呢？
我没能马上找到我哥哥，因为在这期间我上海的姨父由于一个意外突然去世了，我哥哥匆匆赶去了上海。1976年5月9日，我哥哥就是在上海姨父家中被公安人员抓走的，虽然姨父姨妈作为老共产党员当时还是配合了组织上的抓捕行动，但我哥哥一直没有忘记他被公安人员戴上手铐时姨父姨妈受到惊吓的表情和为他担忧的目光。我哥哥对姨父姨妈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我不知道他会在上海耽搁多久，我不能因此而等待，我决定先进行我的工作。
重新仔细阅读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时我注意到这篇文字的第一页上的笔迹和后面的完全不一样，第一页的上端还很奇怪地重复记录了一个电话号码：86633018。电话号码旁潦草地写着一个曾经熟悉但已离开这个世界多年的人名：蒋南翔。我知道蒋南翔当年曾是清华大学校长，“文革”后又出任过教育部长，也知道“文革”中他曾遭受过“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蒋南翔会和“总理遗言”有什么关系。
在我记忆中，“文革”进入到1975年，随着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文革”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肯定、抛弃还是坚持“文革”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1975年8月和10月，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刘冰等人致信毛主席一事，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帷幕。刘冰等人之所以给毛主席写信，是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个当时清华第一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主席的首肯方可实现；他们也真切地意识到：写给毛主席的信，惟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送达。他们先后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四人帮”党羽谢静宜联在一起加以批评。
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等人。毛主席批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