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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警察来了，宝贝儿。我得过去了。”
“我会打电话的。保持联系。我爱你。”
“我也爱你，”我说。黛安娜走到我身边。我说：“劳伦会打给拉乌尔，告诉他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她问我。“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四辆警车开了过来，第一辆开到路边，又加大马力开上人行道，把路堵住。车上跳下两个我不认识的巡警。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来，对于到百老汇大街这个地方，他们要么是对调度员告诉他们的原因感到难以置信，要么就是希望调度员搞错了。我走上前去自我介绍，告诉他们是我报的警，然后解释了我们在屋内看到的一切。
一个警察走向前门去证实我的口供是否属实。另一个则与我们三个目击者站在外面。一分钟后，两个急救医生开着醒目的厢式小车来了。他们也进去核实我已知道的情况。每个人的每项行动前后似乎都伴随着对讲机里的低语声。
对我来说这都像慢动作。我在想：有人死了，我们应该快点。现实显然不同：人已经死了，快有什么用？
不到几分钟，又来了一些巡警，简短询问了先到的那两个警察，接着，又有两个警察拉开一条长长的犯罪现场隔离带，一直拉到房前路边的大树，把两边的大房子和花园都围在里面。司机们都呆呆地张望着，交通很快就堵塞了。
说是倒霉也好，说是娶了个检察官太太，或是有个警察朋友的副作用也好，我曾见识过许多犯罪现场，也了解将会发生什么，因此，对于黛安娜、“奇多”女士和我很快被隔离开一点都不惊讶。
两位女士分别被安置在两辆警车的后座上，我则被带到隔壁修复得很好的有着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前。我站在正门走廊那儿，看着那群警察分散开来。两个提着一大盘隔离带朝屋后走去。留在房前的几个明明是在干等，却装做在干什么重要的事情。急救人员也在等着。
我们都因这起莫名其妙的死亡事件被判了刑，刑罚就是等待，直到一辆没有标记的车送来侦探。
我有点希望从侦探车上下来的是我的朋友，萨姆·珀迪。
这是出于自私的一面。
出于无私的一面，我希望他今晚不上班。
4
萨姆今晚不上班。
重案组的当班侦探刚走出车门，一眼就被我认出了。淡黄色皮肤，方下巴，小眼睛的那个是贾里斯·斯洛克姆。一年多前，我去第三十三大街公共安全大楼的侦探办公署找萨姆时，曾在长廊上碰到过斯洛克姆，萨姆把我介绍给他。等我们走出电子窃听区去别处吃饭时，萨姆又说，“斯洛克姆是个混蛋。”
我也认出了斯洛克姆的搭档，尽管之前我并不知道他是个警察。他跟我一样，是个忠实的业余自行车运动迷。在博尔德的后街，或在附近的峡谷，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几次。今年9月，我们一同参加了几次攀登弗麦尔山的即兴组队训练，令人十分难忘，但之后就再没碰到过。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不怎么争强好胜，他的双腿和肺功能似乎是专为攀登陡坡而生的。他比我年轻，比我强壮，也比我帅。我只知道他叫达雷尔。
我正一个人站在隔壁的门廊那儿，两个侦探慢慢走过人行道，在负责记录的巡警那儿登记了一下。我看到巡警朝我指了指，然后他俩就爬上房前的斜草坡朝我走来。
我想起了萨姆对斯洛克姆的评价，便先向那个自行车手侦探打招呼。“嗨，达雷尔。今晚真糟糕啊。”我伸出手去。“我是艾伦，艾伦·格兰戈里。记得我吗？”他不记得了。“几个月前，我们不还一起爬弗麦尔山的吗？我有几次看到过你骑车。”
达雷尔想了一会儿，终于认出了我。“艾伦？哦，嗨。你，呃，跟这事有关？”他举起左臂，朝汉娜·格兰特尸体的大致方向挥了挥。
“很不幸。是我发现了她。汉娜。她是我的同事。曾经是。我是心理学家。”我发现最后一句完全说得莫名其妙。我猜达雷尔肯定也有同感，便又说，“汉娜是个社会工作者。”
“你就是报告方？”他发现不该用警察用语，就说，“那个打电话报警的人？”
“是的。”
斯洛克姆走上前来向我问话。他的闯入就如同有人在感恩节晚宴优雅的氛围中突然打了个嗝。“坐在那儿，先生。对，就坐在你身后的台阶上。在我们来向你问话前请保持沉默。知道了吗，先生？”
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他说话时像校长般的口气——我不由得怀疑他反复使用“先生”是否出于真心。
贾里斯·斯洛克姆可能没认出我，这并不奇怪，但还有一种更令人不安的可能，就是他记起我们先前见过面，并决定对萨姆·珀迪的每一个朋友都很苛刻。
五十英尺外，一个好女人的尸体躺在那儿。在来往车辆的间隔中，我可以听见黛安娜在那辆巡逻车后座上哭泣。“奇多”女士似乎仍像刚刚失去世界上惟一的朋友。把这一切放在一起会怎样呢？我绝对没有心情听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的“我是老板，你应当惟命是从”的废话。
“你是——”我问。我的语气显然不是“我愿意合作，侦探”。
达雷尔侦探的警徽夹吊在皮带上，非常醒目。斯洛克姆却没有。虽然我问的是他的同伴，但达雷尔主动回答了我的问题。他正忙着熄灭我和斯洛克姆之间已经点燃的怒火。他说：“这是贾里斯·斯洛克姆侦探。这位是艾伦……”
“格兰戈里，”我说。
“我和他有时一起骑自行车，”达雷尔向斯洛克姆解释说。
“那很好。现在坐下，艾伦·格兰戈里。我们一会儿回来和你谈话。等着我们，明白吗？”
“我还没看你的警徽呢，”我不该这么说，但还是说了。
斯洛克姆找不到警徽夹。他把每个口袋都翻遍了，然后又挨个儿拍了一遍。最后，他气呼呼地吐口气，吼道，“肯定在车里。”
斯洛克姆要是想把那几个字里的火气抽掉，就得用辆手推车或牵引式挂车才行。
“我可以等，”我说。“去车里拿。我想看证件。这是我的权利。”
我和斯洛克姆本人都知道他不会照我的吩咐，偷偷溜回他那辆大福特车，在车里摸索着找他的侦探徽章。他冷冷地白了我一眼。“我说了，坐下。”
我说：“我站着挺好。”
他朝我迈近一步。“我说坐下。”
我差点就说出“他妈的”，我的下嘴唇已经贴到下齿龈了。
达雷尔察觉出有些不对劲，好像他对斯洛克姆或是对我真的很了解似的。我知道他真正了解的那个人不是我。
“够了，”他说。
他是冲着我俩说的。
这两个侦探回来时，我已经空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据我观察，这段时间里，他们或是分开，或是在一起，反正大部分时间都跟“奇多”女士和黛安娜在一起。起先，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到办公室里面去查，汉娜和证据都在里面，但后来我想到他们可能在等搜查令。
与此同时，我又冷又累又饿，又难过又气愤又着急，如果坐在台阶上而不是在正门走廊打转，可能会舒服得多。
但我还是站着。这是面子问题。或是不屈的象征。诸如此类。
关于发现汉娜尸体的来龙去脉，我讲的并不复杂，等我和斯洛克姆心中的怒火稍稍平息了一点后，我很容易就从这两位侦探的问话中察觉出斯洛克姆和奥尔森主要对我陈述中的两个方面颇感兴趣。另外，我还从自行车手达雷尔的警察证件上看到了他的姓，还有中名的首字母C和R。
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走到走廊另一边去开玛丽·布莱克办公室的门？我坚持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这种事是自然而然的。
然而，给不出答案我就脱不了身。这两位侦探——要么是好警察达雷尔·奥尔森，要么是自然就成为反面人物的斯洛克姆——在我们相对简短的谈话中至少问了我五遍为什么去开玛丽·布莱克的门。我回答了五次，他们似乎还是不满意。我告诉他们我也想找到更好的解释，可是找不到。
两位侦探的第二个关注点与我关系更密切。今天黛安娜把我从办公室里拉出来，开着她的绅宝车来到汉娜办公室。他们想知道之前的每小时、每分钟，我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