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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女人”指的是汉娜。“我会考虑一下的，”我说，真奇怪萨姆怎么会突然对贾里斯·斯洛克姆那么好。
“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吧？”他问。
“什么？”
“你为什么要问起里斯的事。”
回飞镖又扔回给我。我只问了一个“什么？”
“我想你肯定有别的原因。”
我不想让他发现我说话有所保留，可还是瞒不了他。事实上我对里斯的事并不怎么感兴趣。我只是想通过谈里斯的事引出萨姆对米勒一家最近发生的事的看法，好让我放下上次跟鲍勃见面那件事。
我说：“没有。上次你在西蒙的冰球比赛上说的话让我想到一些事情，所以我就一直想听听里斯的事。别管是不是警察，像父亲一样谈谈就行。”
“是吗？你只是想知道我这个做父亲的知道的一些事？”
“对啊，仅此而已。”
“真是这样吗？”接下来我们都没说话，只听见萨姆重重的脚步声。邦，邦，邦，邦。气氛有些紧张。他打破沉默说：“你知道珀尔大街长跑比赛吗？我估计还不止一万米呢。”
珀尔大街长跑比赛在每年仲夏的某个黄昏举行，选手会绕着市中心的博尔德商业区跑。比起“鲍德尔博尔德”那种节假日般的热闹场面，珀尔大街长跑比赛的声势可小多了。
“没长多少。”我把我知道的告诉他，又说，“你要放弃‘鲍德尔博尔德？’”
“不是。只是想看看我这一型的适合跑多长。”
“你觉得你是爆发型的，而不是耐力型的？”
萨姆几乎总能听出我是不是在讽刺他。
“上帝赋予了你什么，你就拥有了什么。”
反过来，我也能听出他的意思。
“我知道。”
萨姆突然停下脚步，把手支在大屁股上。我向前跑了几步后转过身来。他并没有大口喘着气，不过每呼出一口气，圆圆的脸便笼罩在一层雾气之中。
我家所在的西班牙山是郊区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山坡上大多都是典雅别致的别墅——我
们的房子例外——这些小屋一起组成了博尔德山谷东面的高地，在不远处的博尔德公路上就能看到。山谷西面是落基山脉的弗兰特岭。相比之下，东面开满香子兰的山坡给人一种软弱无能的感觉。
萨姆正好在我家东北方的一个圆顶山脊的最高处停了下来。从我站的地方看去，萨姆的右耳朵正好挡住了那块叫做“魔鬼的拇指”的岩石。其实我一直觉得那块巨大的天然雕塑其实更像魔鬼身体上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部位，不过可能那只是我的胡思乱想而已。
“什么？”这两个字我那天早晨已经说了十次了。
“你是知道些什么的。不要隐瞒了，告诉我吧。别掩掩藏藏的，把秘密说出来吧。”
萨姆并不霸道。他完全可以命令我，但他只是客气地提了出来。他的面部特征突然变得鲜明了些，这种表情应该叫做启发，而不是自省。在我身后，一轮红日正从大平原宽广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我和萨姆以前就来过这儿。我在诊疗过程中了解到的那些事他也应该知道，但我却不能告诉他。按照规定，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不能把从病人那儿听来的事告诉萨姆。但是过去几年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又让我明白，一味地遵守这些规定有时反而比违反规定更可怕。因此我决定找个巧妙的方式偷偷地向萨姆透露一些。
在我们的下方，由泥土、沙砾铺成的蜿蜒的小路上，一辆汽车的车头灯闪闪烁烁，朝我家的方向驶去。晨曦迷蒙，我看不清这是辆什么车。送早报的人？不，不是，那人开的是一辆破旧生锈的战后道奇大马力车，它总是发出隆隆的低音，在山间颠簸着前进，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早报来了，就像卖冰淇淋的人甜甜的吆喝声一样独特。
我注视着这辆车前行，直到它在横亘的山脉后消失。我们的邻居阿德里安娜是位泌尿科医生，这人可能是她雇来的保姆，有时她为了赶上早晨的出诊，会大清早找保姆来帮忙照看乔纳斯。
我对萨姆说：“你们认识米勒家的邻居吗？就是要卖房子的那家？”
“我们？”
“警察。”
萨姆开始慢跑。我注意到那条红宝石颜色运动裤紧紧地包在他结实的大腿上，这让我想起了意大利帕尔玛的熏火腿。
我们从斜坡上俯冲下来。他转过头说：“你觉得我们——警察——应该认识一下那个邻居吗？”
跑了几步，我说，“那倒也不一定。”
“不一定？还是根本不需要？”
我对米勒的那个邻居知道得不多，所以无法回答萨姆这个问题，而且我不想再跟他谈这个话题了，我问，“里斯怎么会惹上打架的麻烦？”
“如果你常看有线电视，你就会了解孩子们的那些事了。他是个好孩子。”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我跑快点得跟紧他；他跑第二个一千米的速度实在太快了。“你是说他跟他妈妈的事吗？”
萨姆不假思索地就说：“你知道他们妈妈的事？”
突然，我意识到三件事。第一件？东面的天空已经亮了。第二件？新的一天开始了。第三件？也许有线新闻里根本没有报道过这些孩子跟他们的妈妈之间有什么事，而我却对萨姆·珀迪说我了解一些事情，这些事在他看来我是不应该知道的。
哎呀。其实这些事并不重要。那我有渠道得知这些事又是否重要呢？萨姆会发现这很重要。
24
最后一千米萨姆跑得很快，一半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法交谈。虽然我平时常常接受高强度的骑车训练，但是一个早上跑下来，我还是累得喘不过气来，还好萨姆也累得要命。
刚跑到我家附近，我就开始私下里寻找刚才开过来的那辆车。没找到。我家门前没有，阿德里安娜家门前也没有。
我看了看天色，估计现在六点还不到。我请萨姆进屋喝咖啡。他婉言拒绝了。“西蒙在谢丽那儿，谢丽要去上学，一早就会把西蒙送过来。我得回家弄早饭给他吃，然后送他去学校。”
谢丽是萨姆的前妻。她住在诺斯格伦，丹佛北部的郊区，在奥拉里亚上学。她把鲜花生意转给了别人，现在正读书打算做急诊医生。她跟萨姆商定出的那套照看孩子的安排复杂得很，似乎还要靠一元积分方程才能写得明白。但他们的安排很奏效；我从没听萨姆抱怨过这方程中费解的逻辑关系。
他打开了那辆老式海军切诺基车的车门。车身下半部分溅到的泥巴已经干了，在微弱的晨光下，看上去就像是特意漆成这样的。“你这辆车跑了多少里程了？”我问。
“跑了一百四十七英里左右的时候里程计坏掉了。那天正好是最高法院宣布新任总统的日子。所以肯定不止一百四十七英里。远远超过一百四十七英里。”
“这车开了多久了？”
“1990年买的。”他爬了进去，一屁股正好坐在了凹下去的座位上，就像我们女儿稳稳地坐在劳伦的翘屁股上一样。恰到好处。他的眼里隐约透出一丝笑意——笑得很顽皮，近乎嘲讽——他说，“你知道吗？这车和马洛里·米勒一样大。”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还没说完。“另外那个小女孩也一样。我肯定你没忘。她也是1990年出生的。”
萨姆说的是那个前些年在圣诞夜被谋杀的小女孩。一个金发小美女，妈妈曾经是选美冠军，并且希望女儿以后也能像她一样。不幸的父亲把她的小尸体从地下室里抱出来时，就像捧着一束被人糟蹋了的鲜花。是的，我没忘。记得清清楚楚。
“再见，”萨姆说。“谢谢你陪我跑步。”
他的切诺基车嘎嚓嘎嚓沿着小路向北开去。车还没开远，道奇大马力车隆隆的响声就传了过来，送报的小伙来了。我看到车灯在草丛中一闪一闪，然后我就进屋喝咖啡去了。过了会儿，我又洗了个澡，不久格雷斯就醒了。我和妻子同时冲进女儿的房间，在门口撞了个满怀。她还没睡醒呢。
我最珍惜我家早晨的时光。我喜欢妻子刚睡醒时慵懒的样子，睡衣松散地搭在肩上，还没来得及扣好最上面的两粒扣子，露出了嫩嫩的肌肤。我喜欢女儿一夜美梦后脖子那儿散发出来的香味。我还喜欢调皮的小狗在每个清晨给我们带来的活力。
我喜欢新鲜果汁散发出的独特气味、香蕉的质感和大丰收牌面包烤后的酵母香。我喜欢热咖啡的香浓，也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