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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人都很焦急。当西斯克雷洛夫将军来到的时候，他们都惴惴不安：啊，难道军事委员也会出席入党的仪式吗？他们所以不安，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在大众面前讲话，而这里必须——斯里温科预先对他们讲过这一点——讲述自己的历史，也许还要回答一些政治问题。
奇怪得很，最觉得不安的是谢米格拉夫，虽然在连队里他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并且他很了解政治问题。但是果戈别里节也觉得不安，尤其是因为连那个勇敢的、狡猾的、无所畏惧的司务长——他也是多疑地咳嗽，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他突然想起请他们吃罐头肉，而他自己却不吃，虽然他的食欲一向很强。
斯里温科终于出现了，他通知说会议就要开始了。
鲁缅采夫就在这里，在这棵枞树旁找到了党组长。他把给丘霍夫的那张万分之一的柏林全图交给了他。
在别的时候，鲁缅采夫就不会放弃跟这个聪明而有智慧的上士谈话的机会，他很喜欢他，可是现在哪有工夫谈话，鲁缅采夫急急地赶到正在等候他的普洛特尼科夫上校那儿去了，一边快些回到桥头堡去。
斯里温科带着他的三个人向猎人小屋走去，党委们已经集合在这儿。
很幸运，原来他们害怕军事委员列席是没有根据的：西斯克雷洛夫将军已经走了。几个不相识的军官围绕桌子坐着，一共五个人：一个少校和四个上尉。担任主席的那个少校的眼睛是温柔的，眼睛周围有许多皱纹，虽然目光很锐利，甚至有点儿含讥带讽。
斯里温科差不多和他手下人一样地焦虑不安。他曾经让他们长时间地从容地作入党准备。在休息时间里，他把党章、斯大林的演辞和命令念给他们听，进行缺点检查，友好地可是不断地关怀他们。正如他所说，他有一种使他的连队成为共产党员连队的“热望”。真的，补充兵员的到来打破了他的计划，可是这里他是对军事上的需要让步。
无论如何党委会会议也是对他的一个严重的考验。他很高兴，因为今天，在进攻的前夜，他的三个同志将被接受入党。要知道在前沿条件下，党组长的工作是有许多特殊困难的。这和斯里温科在矿坑里担任一个班的党组长的情形不同。在那里人是不会有变动，而这儿……
他想起了两个伊凡诺夫：一个士兵和一个中士，他还在进攻华沙之前，就使他们作入党准备。他们都是优秀的人。可是这两个人都在突破的时候牺牲了。
听见少校的说话声，斯里温科就竖起耳朵来听：“下一个，上等兵谢米格拉夫。”
谢米格拉夫进去了。
他的历史是这么动人的简短，以致引起了在座的人们的同情的微笑。
“我生于一九二四年，”他说，“在图拉城一个钳工的家庭里。一九三九年我念完了七年制学校，进一家工厂当钳工。在一九四四年我应召参加红军。从一九三九年起我是青年团员了。”
他竭力想补充一些，可是再也想不起什么来了。关于他的奖励——两枚奖章——先前在宣读的履历表里已经提到了，而且这两枚奖章都悬挂在胸前。它们并不是从外表上无法确定原因的勋章——在奖章上用红字在白底上写着：“为了勇敢”。
谢米格拉夫被询问了几个问题，他对这几个问题回答得又正确又好，这使得斯里温科很满意。
接着谢米格拉夫沉思起来了。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值得讲述他仅有的一次军事上的过失。他在去年失落了一只防毒面具。有一次士兵们在给自己挖掘掩蔽壕，他把防毒面具放在一个小树墩上。防毒面具不见了。不错，这一夜他们都投入了战斗，大家都忘记了防毒面具，他设法弄到了一只——当然，这样做是不好的，可是他从一个阵亡的士兵身上取下了一只防毒面具。
这不是一个严重的过失，谢米格拉夫从来没有因此觉得良心不安，可是，在这里，在一间坐满党员们的宽大的房间里，在主席注意的目光下，谢米格拉夫觉得去年的防毒面具的事情不是这样不重要，而且是很不体面的。尤其是：他觉得，这些人，特别是这个少校——主席，猜得到——不，甚至他正确地知道了他的过失，所以他们目光锐利地望着他。
他的脸通红，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
“唔，好吧，谢米格拉夫同志，”主席说，“你暂时可以出去。”
谢米格拉夫出去了，他用低沉的声音对果戈别里节说：“进去，喊你啦。”
他自己就在草地上坐下来，心绪非常烦乱，他深信他不会被接受入党了。
果戈别里节走进房间里去了。斯里温科鼓励地向他点了点头。
主席望着果戈别里节，望着他那挂着许多勋章和奖章的宽阔的胸膛。他想，多么奇怪，这些在死亡面前并不畏缩的人们，英雄们，真正的英雄们，在他，一个党委书记——矮小的、瘦削的、非军事人员——面前，却这么惶恐不安。
他们的惶恐不安使少校特别高兴：这表现出这些人具有对自己良心的责任感，对最高称号——当代的先进者——的考试的责任感。少校想，这很好，他们觉得一个人够得上做一个英雄，做一个优秀的士兵，或做一个熟练的指挥员，但这还远不是说
：你够得上做一个先进者，做一个人民的领袖。最后，他觉得很快乐，人们明白，属于党——这就是说，你就是自己同志中间最优秀的人，被批准入党意味着你的品质得到了公认。
当少校望着果戈别里节热烈的眼睛，听着这个人低声的、胆怯的回答的时候，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里闪过。这个人在平常的时候，显然不是胆怯的，并且毫无疑问，是勇敢的，热情充沛的。党委书记——党员们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经过他——他想到，使得党内没有人玷辱共产党员的称号，是多么重要——对这个勇敢的格鲁吉亚人，对千百万象他一样的人都是重要的。
最后，他们把司务长戈杜诺夫叫按进去了。这个司务长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所以他的举止比较活泼。他讲述了他过去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阿尔泰边区“列宁的道路”集体农庄的生活。戈杜诺夫当过田地农作队队长，他的工作队被认为是集体农庄里一个先进的工作队和这个地区里最好的工作队之一。
这一切都很好，但是戈杜诺夫是一个狡猾的人，在他担任司务长期间，他使他的良心沾了一些污点：说起来很惭愧，为了多领些东西，他有时侯向军需主任虚报连队人数。不消说，他自己明白，党委们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他不象谢米格拉夫那样纯朴，虽然党委书记锐利的目光使他微微觉得惶恐。他甚至认为，凭良心，必须在这儿把自己的过失讲出来，但是他不愿意使自己蒙受耻辱。
所以他决定不讲出来，但是他心里想，他既然作了诺言，那就请放心，戈杜诺夫的诺言是信守不渝的，并在心里对党委们保证：他决不会再干这样的事情。
在这个进攻的前夜，党委会还通过了许多人——在历史上、性格上和外表上完全不同的人。
他们中间有一个犯过重大的过失的人，如果这个过错被知道了的话，他永远不会被接受入党。可是这个人想：“谁会知道呢？我怕谁呀？”
但是当他看见了坐在这儿的几个神态镇静的人们，听见了笼罩在室内的一片紧张的寂静和主席轻轻的平心静气的说话声的时候，这个人忽然清楚地明白过来了，“他们会知道！即使不是现在，那么一年或二年以后，他们反正会知道的。”他汗涔涔地回答着问题，可是他的心却苦恼地渴想离开这里，逃到一个黑暗的地方去，远远地离开这个辉煌的光明。
斯里温科终于出来了，走到他的人们那儿，疲累地说：“唔，小伙子们，恭喜。”
“什么，我也被接受啦？”谢米格拉夫问，立刻振奋起来。
“三个人都批准了。”
“那么什么时候拿党证？”
“啊哈，你把党章忘记啦！斯里温科纵声笑了起来。“拿党证还早呢。你们先可以拿到候补证。夜里政治部派人到我们那儿来发给。我们回去吧！”他沉吟了一下，把声音放低到耳语：“因为你们现在都是共产党员了，我可以把一个军事秘密告诉给你们听：明天进攻柏林！”
新的共产党员们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回到前线去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