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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谓之元和体，一本才三卷。
陈氏曰：张洎所编钱公辅名《木铎集》，与他本相出入，亦有他本所无者。凡一十二卷，近世汤中季庸，以诸本校定，为《张司业集》八卷，且考订其为吴郡人，魏峻叔高刻之平江。续又得《木铎集》，凡他本所无者，皆附其末。
王建诗
【文献通考】
《王建集》十卷。
陈氏曰：唐陕州司马王建仲和撰。建长于乐府与张籍相上下。大历十年进士，历官昭应县丞。太和中为陕州司马，尤长宫词，在集中第十卷，录出别行。
《渔隐丛话》：余阅王建宫词，选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脍炙者数词而已。其间杂以他人之词，如“闲吹玉殿昭华管，醉折黎园缥蒂花。十年一梦归人世，绛缕猎封击臂纱。”“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并杜牧之诗也；“泪满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此白乐天诗也；“宝仗平明金殿开，暂将纨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朝阳日影来。”此王昌龄诗也。建词凡百有四篇，又逸词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词杂于其间，余以元氏长庆集检寻却无之，或者之言误矣。
《旧跋》：王建，太和中为陕州司马，与韩愈、张籍同时，而籍相友善，工为乐府歌行，思远格幽，初为渭南尉，与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过饮相讥戏，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宫词，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将奏劾，建因以诗解之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教骑。尝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事遂寝。宫词凡百绝，天下传播，效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也。
李贺诗
【文献通考】
《李长吉集》四卷，《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李贺长吉，郑王之孙。七岁能词章，韩愈皇甫闻之，过其家，使赋诗，援笔辄就，自目曰《高轩过》。二人大惊，年二十七终协律郎。贺词尚奇诡，为诗未始先立题，所得皆警迈，远去笔墨畦迳，当时无能效者。乐府十数篇，云韵工合之弦管云。或说贺卒后，不相悦者，尽取其所著投圊中，以故世传者不多。《外集》予得之梁子美家。姚铉颇选载《文粹》中。
【唐杜牧樊川集】
《太常寺奉礼郎李贺歌诗集序》：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时，舍外有疾呼传缄书者，某曰：“必有异，亟取火来。”及发之，果集贤学士沈公子明书一通，曰：“我亡友李贺，元和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离为四编，凡若千首，数年来东西南北，良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复得寐，即阅理箧帙，忽得贺诗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与贺话言嬉游，一处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觞一饭，显显焉无有忘弃者。不觉出涕。贺复无家室子弟，得以给养恤问，常恨想其人，咏其言止矣。子厚于我，与我为《贺集序》，尽道其所来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书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谢，且曰：世谓贺才绝出于前。”让居数日，某深惟公曰：“公于诗为深妙奇博，且复尽知贺之得失短长，今实叙贺不让，必不能当君意，如何？”复就谢，极道所不敢叙贺。公曰：“子固若是，是当慢我。”某因不敢辞，勉为贺叙，然其甚惭。
皇诸孙贺，字长吉。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残殿，梗莽丘陇，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无得有是？贺复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今古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迳闲，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贺死后凡十五年，京兆杜某为其序。
庐仝诗
【文献通考】
《庐仝集》一卷。
晁氏曰：唐庐仝，范阳人，隐少室山，号玉川子。征谏议不起。《唐史》称韩愈为河南令，爱其诗厚礼之。尝作《月蚀诗》以讥元和逆党，愈称其工。按其诗云元和庚寅，盖五年也。宪宗遇弑，在十五年，后十岁也。岂追托庚寅岁事为诗乎？不然则史诬也。后死于甘露之祸。
陈氏曰：凡三卷，其诗古怪，而《女儿曲》、《小妇吟》、《有所思》诸篇，辄妩媚艳冶，其第三卷号《集外诗》，凡十首。庆历中有韩盈者为之序，川本止前二卷。胡如埙《月蚀诗书》：唐庐仝居洛城之玉川，自号玉川子，旧史无传，新史不载其事。韩愈作诗寄之，谓其宰相未许终不仕，“则其人可知矣。有《玉川集》行于世。《月蚀诗》，盖宪宗元和五年所作也。新史谓其诗讥切元和逆党。洪兴祖作《韩愈年谱》，及胡仔《渔隐丛话》，皆谓新史之误。盖元和十五年，宪宗方遇弑，此诗不容先时而作也。然五臣注韩文年谱，载江子我之说，曰：“元和五年时，杜佑裴土自李藩权德舆为平章事，其他在朝类多贤俊，独假宦官权大重，又往往出于闽岭。《玉川诗》云：‘才从海窟来，便解缘青冥’，盖专讥宦官也。《玉川》诗固不为无意，史臣只合以讥刺宦者言之，必预指之为元和逆党，是以不免后人之议也。”今考玉川之诗，其始杂阴阳老子之说，而专指蟆精之罪；其中极言蟆精之罪，而深诘众星不救之奸；其终则不以众星之原赦为幸，而以一蟆之独诛磔为喜也。盖虾蟆以微物托于月，而为月之害，正犹宦官以微类托于君，而为君之害。东坡云：玉川子《月蚀诗》，谓蚀月者，月中之虾蟆。梅圣俞《日蚀诗》谓蚀日者，三足之乌，比因俚说以寓意，然《战国策》曰：日月雕辉于外，其贼在内，则俚说亦高矣。子我之言正此意也。况宪宗即位之初，宦官吐突承璀，最为得志，至封国公。而诗中所谓郦定进之死，亦承璀之罪。承璀固四闽人，而传中又载当时诸道岁进阉儿，闽岭最多，后皆任事，时人谓闽为宦官区薮，则子我之言，信得之矣。新史谓其讥切元和逆党，盖亦表玉川之先见。而伤其祸之卒至于此耳。不然，篇首明年新天子即位五年，宋景文公岂至误指为末年事邪？《玉川集》中，别有一《月蚀诗》云：“东海出明月，清辉照毫发，朱弦初罢弹，金兔至奇绝，三五与二八，此时光满埒。颇柰虾蟆儿，吞我芳桂枝。顾我明镜洁，尔乃痕翳之。尔且无六翮，马得升天涯。方寸有白刃，无由扬清辉。如何万里光，遭尔小物欺。却吐天汉中，良久素魄微。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辞意尤简严，因并录于此。《又序》：诗何为而作乎？其有美刺乎？无与乎美刺而言诗，君子所以叹后世之不古也。以盛德成功而有颂，以异政殊俗而有变风变雅，《大序》言之详矣。然功之成，德之盛，写之声歌，播之金石，时君世主何怒焉。政之异，俗之殊，则下之人嗟叹之，讽诵之，而上之人往往不乐闻之，诗之作始有不难于美，而难于刺者矣。《故诗》之言六义，以比兴赋，与风雅颂兼言之。盖托物以寓意，有隐然之规，而无扦格不可堪之辞。古诗之流，惟《离骚》庶几乎风雅之变也。唐文章起八代之弊，若《中兴诵》、《圣德诗》、《平淮雅》，可谓善于美者；《茅屋歌》、《杜鹃行》、《冰柱雪车》诗，则亦善于刺者也。惟玉川子《月蚀诗》，卓然独见于当时，而百世之下，读之者为之兴起，岂特其畦迳之绝，声韵之豪，足以耸观听哉！恸天眼之亏，而愤蟆精之孽，诘海窟之奸，而干天皇之诛，其风刺之忠诚，盖有真得于古者矣。宋景文公修新史，独能以意逆志，而谓其讥切元和逆党，盖伤其志之不获伸，使其祸兆于元和之初，而炽于元和之末也。余尝纟白绎其诗，爱其殖风雅之根，换离骚之骨，因铢较而寸量之。其感伤变异，则“十月之交”，同一宏规；其排击星宿，则“维天有汉”，同一微意；闵黔娄而斥董秦；犹所谓“西人之子，粲粲衣服”也；留北斗以相北极，犹所谓“不遗一老，俾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