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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早就想逃到香港、而且把公司的钱卷走了，组织员工对他进行大肆批判、揭发。报案之后，这事很快就不了了之、被人淡忘了。1991年我自己去海南办公司的时候，有一天在一个大排挡，突然看见董朝凯，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坏人，我当时还犹豫了一下：是不是要告诉老牟抓他呢？还是装作没看见，走了算了？正犹豫着，没想到董朝凯看见我了，开始大声招呼我。没办法，我只好过去。朝凯问我“干嘛呢”？我说“我也到海南来了，我自己干了”。他说“好玩，那就坐会儿。”我一坐下就小声问了他一句：“你怎么还不跑，老牟到处抓你呢！”他说：“你甭信那个，老牟演戏呢！”我问：“演什么戏？”他说：“都是说好的，那叫什么跑啊！要落跑我现在还能在这儿呆着吗？他老牟怎么不来抓我啊！”我一想还真是的。原来他们是有默契的，后来慢慢我才匝出味道来。当时董朝凯管资金，恰逢南德借银行钱还不了，有压力，这时候老牟就来了一个“捉放曹”，让小董跑了，然后一举报，这样公司就没事了。对田时堂也是如法炮制，将麻烦变成刑事案件，公安抓不到人，银行就没法催要了。这样就把银行的债赖掉了。
作为一个企业，到底道德的底线应该在哪里？在创办万通时，我和功权常常拿老牟的例子作反面教材。我们认为，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道德力量，否则无法凝聚人心、把事业推向成功。
牟其中有很强烈的政治情结。他今年快七十了，他这一代人有政治情结是很正常的。在那个年代，没有政治情结的人是坏人，有政治情结的人大多是有理想的青年。老牟在文革的时候曾写过“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探讨中国的命运；开始做生意然后，又不停地研究社会经济变革。应该说这些都是非常合情合理、而且非常有趣的做法，是一种好的、值得肯定的品质。但为什么他这种政治情结会失败呢？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错位。既然是一种政治情结，也必定有它的逻辑，不能错位，错位就会闹笑话，甚至招致灭顶之灾。比如邓小平生日那天，老牟在家里召集了一帮人来祝寿，我不知道这种做法在西方会怎么样，反正在中国，人们就觉得很怪——给邓小平做寿，是党内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也是极少数人的特权与恩荣。你一个劳改释放犯、小商人在家里大操大办、给邓小平做寿，纯粹为党添堵啊！他特爱操心的事情就是中美关系、中俄关系，这些事情也不是你企业家该操心的；如果一个老板没事去管中美关系，管台湾问题，那也属于错位了。他这种错位不单是错，还叫人恶心，这就好比一个乡下的小伙子牵一头猪到城里来追一个女孩子，他的确有诚意，他对姑娘说“我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生命和财产都献给你”，他要献出的就是那一头猪。他是真诚的，他一点儿都没错，他也没骗那位姑娘，他真是献爱心来了，而且他可能对她负责，为她赴汤蹈火，但是城里的那位姑娘只会觉得恶心，恨不得一脚把他连猪一起踢得远远的。这就是错位，也可以说是错爱。这位农村小伙子并不是说不真诚，也不是说他的爱不对，但是错位了，别人的心里就会恶心，就会不舒服。
我认为牟其中在政治情结上全部都是错位的，就象这个贡献了猪的小伙子。他被共产党判过两次刑，还有一次差点儿判死刑，逻辑上说有怨言是正常的，发点儿牢骚，甚至说两句过头话，这都正常；可是他天天说他爱党，比谁都爱党，这就让人觉得不踏实，而且觉得不可信。我认为他的政治情结本身不应该说有错，但是表达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对象是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错位了。有一首歌叫作《一生爱错放你的手》，这个歌词有两种解释：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就是悔不当初，不该让你走，为爱负疚；再就是一生爱错、放你的手：后悔爱你，打发你走。老牟这个事儿就叫一生爱错，被人早早掸开了他的手。我觉得一个企业有社会责任感、关心一下社会上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些情结随着年龄、历史沉淀下来，也都能理解，但是你表达的方式、时间、对象一定要对。表达得不对，真诚的事情就变成一个恶心的事，最后被推开、撵出局。
你不懂什么是饥饿
牟其中在品质上有超强的毅力。当时已经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每年冬天都坚持冬泳，非常有毅力。他的毅力也表现在他的政治情结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上。在面队危机时，他从来都是赌在领导批示上，赌在政治翻案上，赌在政治领导人的身上，因为他两次坐牢出来，都跟大背景的改变和批示以及政治翻案有关。所以他一遇到事，就往这方面想，从来不反省自己是不是真错了。政治思维上的惯性，导致他一有问题就去找领导人，希望弄个批示出来，或者把自己的事往政治上扯，希望能够有领导人给他翻案。实际上这一代人都有这个特点，最近哇哈哈的宗庆后也是这样。宗庆后自己十年前签了一个让他今天看起来感到吃亏的合同，于是不断违约，私底下另搞一套。老外今天要打官司追究，他却跳了起来，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能受欺负”。宗是私人企业，他把那些财产都挪到外面，由自己家族控制着，却说中华民族不能受八国联军的欺负。你是个生意人，你答应了合资，合资后商标在合资公司的管理下使用，人家老外提的这些要求一点儿都没错，你也同意了；你当时缺钱，人家给了你钱，结果你却背着人家，在合资公司外又弄了一堆企业，都是娃哈哈品牌，也不跟人家说；现在人家老外提出来让你把外面这些企业卖给他，以后商标还是统一使用。你不干，然后就说人家欺负你。人家那是国际惯例，全世界的商家都是这么做的，人家投了资，肯定要进行商标管理啊！宗庆后也属于将政治情结和解决危机的方式非商业化的一代人，他们用民族情绪，去跟人家做商业上的博弈，由于他们有超强的毅力，表现出来的非理性和非商业的行为就特别刺眼。
我和牟其中曾经一起去陕北，开的是一辆价值4万块钱的漏风的破车，总共开了两千多公里。其中有一天早上，大概五、六点钟，天麻麻亮的时候，我们停在了汶水县云周西村刘胡兰家的边上。我们当时饿极了，就咣咣咣砸老乡的门，砸开以后，我们就让人弄了些刀削面，加上盐啊醋啊之类的调料端上来。当时饭桌边上还睡着人。我们都嫌脏，吃不下去，老牟却吃得倍儿香。这顿饭大概花了我们十几块钱。上车以后，我们都觉得勉强饱了，老牟就说，“你们不懂什么是饥饿。坐牢时最大的煎熬是饥饿，不是疼痛。一进去先饿你个五天，啥都招了。”他教育我们要懂得忍耐。他饥饿过、忍耐过，所以他说他现在吃什么都特香。
那时候是十二月份，北方最寒冷的季节。我看见他只穿一条单裤和丝袜，腿脖子都露着，就问他冷不冷。他马上就说，“你们不懂什么叫寒冷。”他说，坐水牢并不是泡在水里，而是地底下是有水，人坐在凳子上，头一昏，稍不留神就掉下去了，泡在水里，但又淹不死。他说那个冷啊才是最冷的，“我在那里坐过，我都体会过了，所以你们不懂得什么叫寒冷。”他经历过特别的牢狱生活，饥饿、寒冷，都是他修完了的课程。所以这一路上他不断地跟我们讲这些事情，让我强烈感受到他身上超强的毅力。
牟其中特别愿意读书，并且读过很多书。关于上大学，他自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考试没考好，没被录取；一种是被录取了，因为出身不好，没去成。我从不怀疑他会很用功读书，所以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我和功权就送了他一套《资治通鉴》作为生日礼物。他非常喜欢读书，所以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聊一些读书方面的东西，他也特别愿意跟一些有知识和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在一起聊天，应该说跟牟其中聊天是一个挺快乐的事情。
牟其中是个蛮霸的人。他50多岁还能打架，还时常冲动，要动拳动脚。我刚去南德的时候，有一次去白洋淀，他就在一个岛上跟人吵架，一吵架他就兴奋，拿着个大棍子就想打架。后来他得意地跟我说，前一年有一次他在香山吃饭，为抢一个板凳，他一拳把人家牙给打掉了。他骨子里有一种特别蛮横和霸道的作风，叫蛮霸。实际上是湖南人比较蛮霸，但重庆人也有这样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