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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分析，是如果价格被管制在市价之下，需求的一群见到自己的边际用值高于价格，竞争抢购不获，逼要付出金钱价格之外的其它代价来作补充而争取。这些其它的补充准则可能是排队轮购，可能是论资排辈、武力解决、政治手法、人际关系等等。只要知道哪一种补充金钱价格的准则会被采用，或哪几种准则的合并会被采用，我们就知道补充准则的代价，加上金钱之价，会等于边际用值。我们于是会有另一种均衡，不会有「短缺」，而竞争就会被解决了。「短缺」是因为经济学者的思想有所短缺而产生的。
价格管制的分析困难，不是因为不均衡，而是我们不知道哪一种金钱之外的准则会被采用。一旦知道，「均衡」易如反掌。我在七四年提出的价格管制理论，是让我们能有系统地推出哪一种其它准则会被采用。这是后话。
（《经济解释》之二十七）
第三节：交易的局限条件
分析需求问题时，我们已屡次谈及局限条件。但需求的局限条件与交易的局限条件是不同的。提到交易，我们不妨先向鲁宾逊的一人世界那方面想。鲁宾逊有需求，有局限，但不可能有交易。交易的局限条件只能在社会存在。
从权利界定的角度看，一人世界不会有产权（property rights），所以产权制度是为社会而设的一种局限。从费用或成本那方面看，一人世界不会有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s），所以这种费用也是因为有社会而存在的。社会的定义，是多过一个人。
产权与交易费用之间的关系，及这些局限条件对体制的形成与人的行为的影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是三十多年来经济学最热门的话题了。时来风送滕王阁，我适逢其会，在这门学说开始时就参与其事，所以知之甚详，而屈指一算，在这方面我不停地想，已有三十九年了。不幸的是，二十多年来，我在这门学说中选走的路，与当年共作研究的师友有了分歧。他们有些转向博弈理论发展，有些在近于博弈的「卸责」角度入手。我自己最顽固，自始至终都集中在交易费用的局限上。从解释行为或现象那方面看，我认为自己选走的路最高明。
产权与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不能夸大。试想，在一人世界中，我们不会有银行、不会有律师、也没有警察或公安、公务员、议员、文员、会计、经纪、商人……这些行业，都是因为社会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产生的。
历久以来，经济分析都集中在资源（生产要素）的运用（resource allocation）与收入的分配（ine distribution）这两个大话题上，更为精彩的现象却视若无睹。这后者包括制度的形成、结构的组织、合约的选择、价格的安排，等等。这些现象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以我之见，都是由交易费用促成的。《经济解释》的下半部，我会长篇而大论这些问题，这里先作预告。本章分析的交易理论只是入门的基础。
前文所述的，每个需求者对一样物品的边际用值等于市价的均衡点，在有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可以有很多变化。一个重要的困难，是我们不能假设这个天衣无缝的市场的交易费用是零──虽然差不多所有经济学者都是那样说。困难是这样的：市场的本身是一种制度，而制度是因为有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产生的。假设交易费用是零，又怎会有市场呢？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市场的存在是为了减少某些交易费用，但这些减少了的费用是些什么，是一个大难题。我们要到分析价格安排与公司结构时才提供答案。
对我影响很大的高斯定律（Coase Theorem），也有同样的困难。简言之，这定律说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市场交易。私有产权于是成为交易的一个先决的局限条件。这观点是对的。但高斯在他的鸿文中加上另一个条件：交易费用是零。这就出现了困难。私有产权是一种制度，也是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而产生的。交易费用是零，怎还会有产权制度呢？高斯定律在局限条件的假设上有了冲突，在逻辑上有了矛盾。这也是后话。
第四节：共用品的市场需求
我们在本章的第二节提及：物品可分两类，私用品（private goods）与共用品（public goods）。Public Goods一词是森穆逊发明的；他起错了名，误导了后人，使中译成为「公共财」，大错特错。
先以苹果为例吧。苹果是「私用」品。如果苹果之价是每个一元，我的需求量是二，你的需求量是三，那么一元之价，你和我加起来的需求量是五。市场的需求曲线是每价加量，那是向右横加。这是私用品的市场需求。
如果物品是一个电视节目，你在家中看，我也在家中看同一节目，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互不干扰，那么该电视节目就是共用品了。「共享」是指多人可以共享而不干扰他人的享用。私用品的性质是独用（exclusive use），共用品的性质是同用（concurrent use）。共用品不多也不少。除电视节目外，我们还可举一个思想、一项发明、莫扎特的音乐（不是指唱片，而是指音乐的本身）、我写《经济解释》的内容（不是指书，而是书中的内容），等等。
某经济学者十多年前在香港报章上做文章，举「公厕」为public goods之例。错了。公厕是政府建造的，不收费，说是为「公众」所用，没有错。但「公厕」不可以共享，所以是私用品。海滩可以「公用」，但不可以「共享」──我躺卧晒太阳，不会让你躺在我上面。私用品可以为公有，共用品可以为私有，不要搞错。
共用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以每个需求者的个人需求曲线向上加起来的：每量加需求者的边际用值。这引起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电视节目我愿意出二元看，你愿意出三元，是我们各自的边际用值，加起来是五元。若电视台（有线的电视）收费二元，总收费是四元；若收费三元，你看我不看，总收费只得三元。若要达到总边际用值收费来鼓励节目的生产，电视台要用价格分歧的办法：收我二元，收你三元。但价格分歧的费用奇高：电视台不容易知道你和我的边际用值。价格不分歧，电视节目的生产就要打个折扣。那是说，以共用品而言，除非每个需求者天生一样，否则同价不可以达到柏拉图情况。但这是旧一套的柏拉图情况。新的加上交易费用，看法变了，这也是后话。（无线的电视可间接收费。我们看电视广告的时间所值，就是费用。）
共用品的争议，起于米尔（J。 S。 Mill）一八四八年提出的灯塔例子，其后参与的名家有瑟域克（H。 Sidgwick； 1883）、兰度尔（E。 R。 Lindahl； 1919）、庇古（A。 C。 Pigou； 1938）、森穆逊（P。 A。 Samuelson； 1953）等人。米尔的例子，是对海上船只大有好处的灯塔有收费的困难，因为在黑夜中，船只以灯塔的指引而避开礁石之后，逃之夭夭。他于是认为私人建造灯塔无利可图，需要政府协助强行收费。跟的瑟域克与庇古之见，是灯塔应由政府建造，免费供船只使用。
兰度尔没有分析灯塔，但他以公安服务的例子，首先提出共用品的概念，说个人的需求曲线是要向上加的。其实公安不是一个好的共用品例子，但「向上加」提了出来就成了名。
这争议的主要人物，还是森穆逊。这个二十世纪的理论天才同意米尔的观点，认为灯塔私营不容易收取费用。但森氏补加了一个重点：就算灯塔容易收费，也是不应该收费的。这一下奇兵突出，把经济学界搞得团团转。森氏的论点，是灯塔建成之后，多服务一条船的费用是零──边际费用是零。在这样的情况下，收费会妨碍一些船只选用灯塔，改道而行。既然边际费用是零，这「改道」对社会有害无益，不收费才是上策。森氏后来拿得诺贝尔奖，这论点的文章是被提及到的。
共用品是指多人可共享同一物品，那么多供应一个人，其边际费用当然是零了。边际费用是零就不应该收费，近于零的也不应该收费吧。跟的分析是，若收费低于平均成本或费用，私营一定亏本（这是对的），而若收费高于平均成本，那么收费可能是在边际成本之上（要是平均成本因为需求量增加而下降，这也是对的）。收费高于边际成本，对社会有害无益，不收费或由政府资助而又管制价格，才是上策。这是老生常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