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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嗨！别看得那么严重，”她说，“这事我马上跟我母亲讲一下。还有我俩干吗要为婚礼化妆也要讲一下。化妆不光是歌手、演员和下等社会姑娘的事，出身体面的姑娘也要化妆。瞧瞧宋氏三姐妹。”
既然花生说要帮我，我就让我结婚的兴奋一点一点地流露出来。
我告诉她准备摆两桌酒席，一桌放在文家朋友开的一家好饭店里，另一桌放在基督教青年会里，这是当时上海一幢很现代的、很时髦的大楼，至少在1937年是如此。现在这名字听起来不那么好听了，可我告诉你，当时它可是举办宴会的一个好地方。
我还告诉花生我父亲给我买了些家具做嫁妆，讲那张嵌有扇形雕花图案的梳妆台──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还告诉她文福家出了四千元钱做聘礼。“瞧他们家出手多大方啊，瞧他们多么看重我啊。”我说着，不免有些吹牛。
“我希望我将来的婆家至少付四万元。”花生说着，脸上露出了自命不凡的神态。
她的话好像一记耳光，使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盯着她。
“你还记得那算命女人说的话吗？”花生说，“我要嫁给一个上海人，比我不要嫁的本地人不知富多少倍。”
这时我才明白：她这是在告诉我，早在给我提亲前，她已经作出了决定，放弃文福，嫁一个更好的。这样一来她就给我们两人都保全了面子，她失去文福的面子，我从她那儿抢走文福的面子。
我以为她真是很大方，为我们两个接受既成事实找到了一个借口。所以在我离家前剩下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又恢复了亲姐妹般的关系。实际上，从那天起直到我出嫁，我们一直互相称“糖姐”，这是对堂姐的一种非常亲热的称呼。
但花生对我提起的有关钱的事不是什么坏事，反而使我觉得她是诚心诚意的。
婚礼前三天，家里挤满了远道而来的亲戚朋友──有老阿婶家的人，有新阿婶家的人，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形成的堂表亲戚。那么多人闹哄哄的，吵得人午饭后觉也睡不成了。于是花生就到外面散步去了。我开始收拾衣物，把首饰等用软布包起来。
几天前，我在一次盛大的家宴上收到了许多礼物：我祖母送我一只椭圆形翡翠戒指，我父亲送我一条金项链，两只金手锡分别是老阿婶和新阿婶送的。另外还有些东西，老阿婶趁没人看见的时候送我一副帝王绿耳环，那是我母亲戴过的，我母亲曾说过总有一天要给我的。
我试戴耳环的时候，想起了我母亲说过的话──关于这副耳环的价值和我的话的价值──忽然花生跑回房间来了，她悄悄跟我说，她有事要告诉我，我们得到暖房去谈。我马上放下手头正在理的东西，跟她出了门。暖房里说悄悄话自然是最好的，免得被别人听见。我们绕过那些破瓶烂罐，然后找到了小时候喝茶用过的桌子和两张靠背已经破损的椅子。
花生说，她刚才一直坐在新西头的前台阶上，后面就是有屏风的门廊，听得见男亲戚们的说话声。老阿婶把他们从客厅里赶出来了，因为他们一直在抽烟，还有几个人老爱往地毯上吐痰，所以，他们就到门廊里来抽烟吐痰。
花生说，她听到他们在谈一些无聊的事情：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啦、工厂爆炸啦、工人罢工啦，然后换了个话题──垃圾、生意等等。
“有一个舅舅说上海人是怎样拼命想办法通过捡外国垃圾致富的。那些美国佬、英国佬和法国佬老是把公司里剩余的东西，把他们的食品扔出来，因为他们生产得太多了。他们把东西装在木箱里；开箱取货后就把箱子扔了。他们回国的时候，把家具也扔了。
“舅舅说，用外国垃圾致富容易得很，不需要特别精明。你只要告诉他们，‘给点小费吧，我可以把你的垃圾扔掉──你的旧衣服啦、零碎东西啦、不要用的家具啦。’他们付钱给你后，你就转身把这些东西卖给别人，这样一夜间就能挣进三代人才积蓄得起来的家产。”
“你干吗跟我说这些？”我问花生。我觉得这些生意经不值得到暖房里当秘密来谈。
“我还没说完呢，”花生说，“才开了个头，因为后来另一个舅舅又说了做垃圾生意并不比做另外生意来得坏，至少不是那么见不得人。”
“什么样见不得人的生意呢？”我问。我以为花生要说“帮工太太”之类的事了。这是那些下流的女要饭干的事，她们缠住外国人说：“今晚让我做一回你的帮工太太吧，救救我的命，救救我的命吧。
但是花生说的是另外的事，“他提到了文家做的生意。他说他们把中国垃圾卖给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和英国人。”
我一下子喘不过气来，“什么样的垃圾？”
“他们卖所有的破东西，要么是奇形怪状的，要么是禁止出卖的。”花生说，“破东西他们叫明朝，奇形怪状的他们叫清朝。禁止出卖的东西嘛──他们说既然是禁止的，就没必要藏起来。”
“什么样禁止出卖的东西呢？”
“舅舅说文福的父亲到那些遭受水灾、旱灾或蝗灾的乡下小村子里去。他很快就能查出哪些家庭缴不起租，哪些人为了活命不得不把最后一小块土地卖出去。他只要花几个铜子儿，就能把他们那些死去的祖先的画像买到手。真的！我没撒谎。那些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自己的亲人的神龛分手了。你想象得到吗？所有这些祖先都是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而被运到美国去的。然后有一天他们醒来，──啊哈──发现自已被挂在西方的墙壁上了，听人们用一种他们听不懂的话在吵架！”花生笑得更厉害了。
这真是一种可怕的想法。我想象我可怜的母亲的画像，它在哪儿呢？
“这不可能，”我说，“文家只卖高档货。苗阿姨说过的。”
“喵喵的丈夫也在那儿。”花生说，“连他都说文家做的是缺德生意。真的，他们赚了不少钱哪，他说。外国佬就是喜欢这些玩艺儿。但这是利用别人的不幸发财。那些不得不出卖画像的人已经够不幸了。但是更惨的不幸还在后头哪：苗阿姨的丈夫说了，文家人死后，想到阴间去，那些卖画人的祖先肯定要站在阎王殿大门口，把他们踢回去。”
我跳起来，掸掉衣服上的灰尘，“我不信。那些人只是出于妒忌罢了。你知道喵喵的丈夫是什么人，那些人是什么人，是撒谎精。”
“我只是把我听到的告诉你。你干吗对我这么凶？也许这不是真的。但那有什么关系？这还是一笔好生意嘛。他们没干什么违法的事，这是他们和外国人做的一笔现代生意嘛。”
“外人不该对我丈夫家的事说东道西，”我说，“我不准你再把这谎话传给别人。”我向她晃晃手指。
整整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我都在想花生的话。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这不是真的。但是我的胃和我作对，使我感到花生说的是实情。我病了。
当然，我精神紧张还有另外原因，只要想一想我的婚礼，所有的人都要到这儿来，我的父亲、他的有地位的朋友、我的异母兄弟们，还有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我告诉老阿婶我觉得有点难受，她说，“当然啰，你肯定会难受的。你就要离开老家，自己去过日子了。”她把我扶到床上，给我喝一种又热又苦的汤，我觉得我从来不知道她会待我那么好。
第二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花生过来看我了。她说她又去门廊那儿，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
“我再也不想听什么故事了。”我说。
“这个故事和文家没关系，”她坚持要讲给我听，“和生意一点也没关系。是个好故事。”然后她往前靠了靠，凑到我的耳朵旁悄悄说，“是一个性故事。”
我一听花生说出“性故事”这几个字，眼睛就睁开了。我们两个都格格地笑起来。我坐起来听她讲。
我那时还很天真，比大多数中国姑娘还要天真。我不像你，在学校里看有关人体的电影，十六岁就跟人约会，大学一年级就跟野孩子谈恋爱。你和他干过不规矩的事了，对不对？瞧，你至今还不肯承认这一点。你和他在一块的时候，我看你的脸色很不自然。我看你现在还是有点尴尬。你母亲现在可不再那么天真了。当然，在结婚以前，那又是另一回事。
我当时把性看成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好像是要到中国某个偏远的地方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