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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到桌边，小心翼翼地坐到嵌在囚室的水泥地面上的小凳子上，开始研究俄国公诉人的审讯记录。
“您是否承认，对苏联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及至乌拉尔的苏联领土？也就是把波罗的海沿岸、克里米亚、高加索、伏尔加河各地并入第三帝国，把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它各州划归德国管辖？您承认这一点吗？”
戈林清晰地听到自己充满辩论尊严的声音，对俄国检察官投去嘲讽的目光，松弛的神态，没有任何紧张，庄重而有力，隐含着充沛的精力。
“我一点儿也不承认这件事。”
“难道您不记得，在1941年7月16日的会议上希特勒正是这样确定使苏战争的目的？”
“我想看一下有关这次会议的文件。”
“请看，我们有会议记录。请转交被告戈林。看完了吗？”
“我认为文件无限夸大了上述要求。”
“但您是否承认这个记录是原本？”
“我承认它，是因为我看到了它。”
“您是否承认，按这个文件的说法您是这次会议的参加者？”
“我出席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怀疑记录的正确性。”
“是谁记录的？”
“鲍曼。”
“鲍曼出于什么目的不正确地记录会议呢？”
“他夸大了某些东西。”
“很多吗？”
“例如，关于伏尔加沿岸各州，根本没有谈到，至于克里米亚……元首想占有克里米亚。”
“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谈到了将克里米亚作为第三帝国的一个行省的问题？”
“是的。”
“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在这次会议上也谈到了吗？”
“是的，但从未确定将高加策划归德国。只是谈到德国要施加强大的经济影响。”
“也就是说，让高加索成为德国的租界？”
“到什么程度——这只有到签订胜利的和约之后才能确定。夸大之处在于，当时讨论的是实际上还不可能讨论的东西，至多谈到那些已经占领的地区，也包括对它们的管理。”
“我们现在要确证—个事实，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进行了关于这些事项的谈话。您现在并不否认这些吧。”
“部分地讨论这些问题，但不要像这上面记录的那样。”
“我想作出结论，这次会议确定了占领苏联领土的基本方案，是吧？”
“这是正确的。但我应当强调的是，正如记录提到的那样，我不赞同这种无止境的推测。请注意，这里是指下述记载‘帝国元帅在回答长时间讨论的这些问题时强调说，有几个重要方面，此刻我们可以停为确定性的问题来讨论保证居民的粮食供应，保障必要程度的经济，以及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我想把无限度的讨论——这是陶醉于胜利成果——引向真正实际的问题。”
“对胜利的陶醉是有的，这我同意，但从您的解释中不能得出结论说，盗反对把克里米亚归并到帝国管辖。是这样吧？”
“我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样做。”
“您出席过1942年8月6目的占领区德国专员会议吗？”
“请给我记录。”
“请给他。看完了吗？好，我问您，在对占领领土的经济剥削问题上元首曾授予您特别全权吗？”
“我已承认，我承担对各占领国的经济责任，但仅限于我所下达的那些指示……”
“就是说，您认为您的待命全权，您的要求对与会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必须执行的？”
“是的。”
“请您注意那次会议记录的第l18页。找到了吗？”
“是的。”
“‘过去一切部很简单。那时称这为掠夺。这是那种夺走一切被征服的东西的方式。现在的方式则人道多啦。尽管如此，我还是打算高效率地掠夺，再掠夺……你们应当像猎狗一样，在那些还有点什么东西的地方，把德国人民需要的东西部立即从仓库中拿定，运回到这里来。’这是您说的吧？”
“可以设想，这是我说的。”
“1941年5月最高统帅部制订了一项命令，对于德国士兵针对当地居民的犯罪行为免予惩罚。这类命令应当向您汇报吧？”
“这项文件没有直接发给我。在附页上写着‘空军作战指挥部，总军需官。”
“但您是否同意，鉴于您的地位应该知道这个文件？”
“不，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份文件就会直接发给我，而不是总军需官。”
“这份文件是应当向您汇报的吧？”
“如果各个级别下发的每一份文件都向我汇报，那我就会埋在文件堆里啦。只有最重要的事情才向我汇报……”
“向您汇报的只是最‘重要的东西’；“而关于毁灭城市、杀害成千上万的人都不向您汇报？ 所有这些都只通过‘业务渠道’？”
“假如某个城市要由空军去消灭，这种命令将直接由我下达。”
“您知道希姆莱关于消灭三千万斯拉夫人的指示吗？”
“这不是命令，而只不过是一句话。”
但在德国这个极权主义国家里只有—个领导中心——希特勒，您，他的副手和继承人，以及他的亲信。希姆莱能在没有希特勒或您的指示的情况下，下达消灭三千万斯拉夫人的指示吗？”
“希姆莱没有下达过这种命令，他说这句话意味着应当消灭三干万斯拉夫人。假如希姆莱确实下达这种命令，那么他不是向我，而应当向元首征询关于此事的意见。”
“我没说命令。我是说方针。您能想象他在不与希特勒商量的情况下下达这个指示吗？”
“不存在所谓希特勒下达的消灭斯拉夫人的指示。”
“党卫队保安处的特别行动队对苏联公民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党卫队保安处特别行动队的活动不是在实行预先制定的消灭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它民族的计划的结果吗？”
“特别行动队的活动是完全保密的。”
“就是说，上百万德国人都知道犯下的罪行，而您却不知道……您的证人包登夏茨在此，在法庭宣称，1945年3月您对他说，好多犹太人被杀，为此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证人包登夏茨没这么说。”
“他是怎样说的？”
“他重复我的话说‘如果战争打输了，对我们来说代价就太大啦。”
“不……总之……”
“您赞成‘优等种族’的理论，并用这种精神教育德国人民吗？”
“不，虽然我无条件地承认种族间的差别。”
“但不赞成这个理论？”
“我从未声称让一个种族处于统治地位。”
“请直接回答问死您同意这个理论吗？”
“我个人不认为它是正确的。”
“您在法庭上声称，您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在犹太人问题上，在对苏战争上，在对‘优等种族’理论的评价上，以及在枪杀英美飞行员的问题上都与希特勒有分歧。您如何解释，在存在如此重大分歧的情况下您仍然认为与希特勒合作是可能的，并继续执行他的政策？”
“我可以在见解上与我的最高统帅不一致，但是如果他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我又向他宣过誓——争论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您认为自己能与希特勒合作，您是否认为，自己作为德国的第二号人物，在组织大规模屠杀没有任何罪过的人们方面负有罪责？”
“不，因为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也没有命令进行屠杀。至多您可以问我，我是否大轻率啦，因为我没有试图去了解这些事情。”
“您最了解自己……您刚才在此声称，希特勒政府把德国引向了繁荣，您到此刻也确信是这样吗？”
“灾难的来临只是在战败之后……”
戈林猛然从凳子上站起来；惨败；这个俄国人赢得了战斗；他正是以自己最后一个问题取胜的，把他戈林同民族对立起来。他想起1946年3月22日审讯结束以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