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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只有两个中立国一一瑞典和瑞士，既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明显地接近希特勒，而不是丘吉尔……我和我在葡萄牙的联系人讨论了出现的局势……
问：他叫什么名字？
答：我觉得好像叫安东尼奥·杜·圣图什·他是秘密警察局的一个上校……我们拟出了计划……我要他通知温莎公爵，英国秘密机关方面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可能，还有德国的监视。因为，他，社·圣图什应利用自己的人——菌苗牙秘密警察的官员去加强公爵的保卫力量。为了增加杜·圣图什说话的份量，我的人在爱斯托利尔安排的一次事件中，用石块击破了许多玻璃……这一事件给杜．圣图什的人以借口，认为击破玻璃的石头可能是炸弹和窃听装置，于是对爱斯托利尔城堡进行一次彻底的捡查。这对有关温莎公爵的情况补充了材料，总之，关于他将来的情况是复杂的。我还采取过一个很简单，然而令人气恼的手腕，给公爵送去几大束夹有纸条的玫瑰，纸条上写着：“愿为拯救您摆脱英国秘密机关监视而做到一切的葡萄牙朋友”。
问，然而照您的话，如果葡萄牙秘密机关摆脱了英国秘密警察的监视，为什么您不实现劫持？您不是有权采取“一切行动”吗？
答：问题在于我的监视人通知： “葡萄牙人进行了必要的工作之后，英国秘密机关立即行动起来了；从伦效派来了20几个专门部门的人，他们封锁了进出爱斯托利尔城堡的通道。我遇见我的一个日本朋友。他听完了我的话，只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您没完成元首的命令，那么怎么才能拯救您免遭惩罚？”我回答说，如果我不能把温莎公爵劫走，很难想象我会出什么事．日本朋友说，他能帮助我组织一个“开枪劫持的场面”并在巴西的报纸上有意将达一事件泄露出去。这样，“在元首的服里，您就有理由得到谅解，您作到了您能够做的一切，如果劫持失败的话，这不是您的罪过。”就在那天晚上，我会见了杜．圣图什，告诉他说，我想任检查我们的谁备工作就绪之后，明天夜里和我的人一起不顾射击的危险劫走公爵。这时我问，他能给我什么帮助。杜．圣图什回答，在这种形势下，他不能给我帮助，因为很多人可能被杀死，还有萨拉查也不会原谅他。他还说，如果有人知道这一切，那将会使德国的威望道致不可挽救的打击。
“当然这在我的部门也会失去对您的支持，我们不喜欢那些过分浮夸和冒险的人在我们这里工作；我能应允您的只有一种形式的帮助，从我的资料中柏林会知道劫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又过了几天，公爵乘轮船离开了城堡，去了他光荣的流放地百慕大……当我返回柏林时，海德里希听完了我的口头报告，说：“再也不能允许里宾特洛甫卷入类似这样的冒险行动”，正是他的这一立场才救了我免遭惩罚……
问：为了损害里宾特洛甫作为这一事件的发起人的名声，海德里希能够通过自己的渠道获得英国秘密机关关于准备行动的情报？
答：不知道。
第二十二章 盖伦（二）
（1946年4月）
当盖伦收到转交给他的审讯舒伦堡的记录副本时，他注意到，谁还有接近他的可能，当回答他，除了给他照像的那个人外，再没有第二个人时，他满意地点了点头，要求助手不要让任何人和他取得联系，取消了预定在路易斯特拉斯的秘密住宅里和斯杰潘·班杰拉亚的会见，并着手精心研究得到的材料。
记录是最宝贵的文献，因为它让人明白；胜利者知道帝国间谍机关最隐秘的秘密，留下的什么材料是无人知晓的。当年，正是他在帝国临近失败并在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在自己的部里“东方外军处”作出的口头指示。这远不是记入登记册的全部文献资料。正是在1944华夏天盖伦命令自己的助手查阅从波兰的战役开始以来的档案，并无一例外地把有他签字或加上批示的全部文件呈报给他。正是那时他销毁了近40种他下达的命令和指示，上面有关于对俘虏的待遇的原则，审讯动摇者的方法，对破坏者和指挥官的态皮（不加审判，就地枪决）的批语。还有两封给希姆莱的毫不掩饰其奴颜婢膘的性质和对极权制度又如此典型的信件，在这些编号下，他把另外的具有科持、尊严为特点的并在内容上与元首持不同意见的那些问题的文本塞进档案以代替这部份文件，那些问题是有关罗所福、斯大林、丘吉尔最近在宣言上声明作为属于国际法庭审判的战争罪行的问题。在希姆莱的档案中将留下真正文件的原本，这无关紧要，第一，可以期望销毁它们；而如果没有，那他今后就有可能诽谤它们的真实性，并且证明，这不是别的，而是在帝国垮台前夕，盖世太保想损害那些所有的德国的爱国者、真正的欧洲思想的追随者、反对一切极权主义的斗士的名誉的工作，这些人决心不再走潜在助神经错乱的元首的道路；这是两个文件—一不是一个让胜利者去决定，认定哪一个对他们支有益……
盖伦知道，要销毁损害他名誉的文件对舒伦堡来说困难得多；须知舒伦堡知道他的一切；而且还知道那件不该落入英、美人手中的事情的真相，这样就给杜勒斯提供了掌握这些情况的可能性及在如何对待他盖伦的问题上提供了充分根据，即不像对待和希特勒进行过斗争的战友和领导反对布尔什维克渗透西方而进行斗争的秘密前哨的义士那样，而像对待任罪证面前理屈词穷只按命令行事的奸细那构因此，盖伦极想知道，舒伦堡在监禁中表现如何。
他还担忧舒伦堡的供词是因为在伦敦执掌政权的是艾德礼的工党政府；是的，当然，工党党员们不得不追随美国的政策，他们简直无地自容，然而要知道舒伦堡的某一部份供词可能传到新闻界，于是事情败露的五闻既要开始传开。
差伦明白，为了拯救自己免造纽伦堡的诉讼，杜勒斯显示了他的智慧、分寸和坚毅，甚至在那里一次也没提及他的名字，那时，即使像霍伊任格尔将军也被叫去审讯过；只有杜勒斯提交的巳拟好的有关霍伊任格尔追随反对立场的文本的干预，才使希特勒和凯特尔的同事被解除拘禁，免予送交法庭惩罚。
因此他，盖伦，应当知道伦敦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知道，他现在掌握的材料，其秘密价值是美国人不可能估价的；甚至杜勒斯的助手，一个叫休·格维尔尼茨的德国人都不了解舒伦堡，因为他是征那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的国家受的教育（当然是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这样作对事情没有妨碍的话），而不是在那里，必须复述上等兵的预言，甚至让你亲自好好了解，他胡言乱语些什么。他盖伦，理解不幸的舒伦堡，他清楚那些他该隐瞒主要的事实，为将来安排退路而公开铰尽脑汁，他疾呼要求帮助并且统起了让这些卑劣的民主主义者所能了解的防线；盖伦读过审讯舒伦堡的记录，好像在和镜子中的自己说话一样；上帝啊，谢谢您使我摆脱了这可怕的遭遇。
第二天他把舒伦堡的供词提供给军事行动调查组研究，从中摘录出那些他不止一次提及的他的助手的名字，特别是那些使英国人感兴趣的名字。
盖伦觉得，从他们制定的下一步计划来看，保安处的13个军官是有前途的。
这13人中有党卫军旗队长马克斯·冯．施季里茨。
经过一些时候以后，有人向盖伦报告在他和杜勒斯在瑞士谈判期间，被舒伦堡指派去配合卡尔·沃尔夫，以后又被缪勒使用过的施季里茨，（详情暂时还不清楚，可以猜想到，分队长研究过施季里茨与俄国的情报机关秘密联系的可能性，查明这类可能性的工作正在进行），用马克西姆．布鲁思的名字住在马德里一个很糟的膳宿旅馆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盖伦感到内疚。
他并没有立即明白，他为什么对施季里茨特别感兴趣，在间谍机关内幕中，一定要有温柔气质，也就是看重于感性的东西只是在以后的行动时才利用这冷酷无情的手术刀式的逻辑，正是以自己敏锐的间谍嗅觉，他才感到在对他是神秘不解的施季里茨的事情中有某种可以对他盖伦的事业转为有利的东西。
他从不催促自己，如今在纽伦堡审讯室苦恼不堪的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巴尔杜尔·冯·希拉赫某次曾给他叙述过有关创作的甜蜜而痛苦的事，希拉赫编写过极坏的让小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