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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对，’盖伦赞同道，“我们为盖世太保的骨干辩护得越令人信服，吸收这些人参加工作就越容易，这是其一，在为帝国军队和政府辩护时，我们的机会就越可靠，这是其二。”
……同天夜里，盖伦会见了总参谋部的辩护人拉登泽尔。散步时他们窃窃私语。
盖伦话讲得很慢，仿佛要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钉入对方的头脑：“军事指挥员按照其政府的命令，驯服地履行自己的义务，由于这个政府的行为是非法的而把军事指挥员送上法庭后，他被视为政府行为的同谋，公诉方面认为其对自己国家政策的合法性负有监督之责，也就是说，最终使这个军事指挥员成为对国家政策的审判……鉴于希特勒已死，公诉人对他个人只字未提。并且在寻找其他承担责任的人。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希特勒将帝国
的全部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他本人要负全部责任。归根结底，任何独裁，其本质在于一个人的意志变为最强有力的，而且—切决定都绝对取决于这个人的意志。
“上述内容不应被解释为替某人开脱责任的尝试。每个德国将军都有足够的勇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如果必须确认真相，那就需要按照事件进展的实际来加以评价，并以此作为确认法庭真相的根据。希特勒讲过‘我不要求将军们理解我的命令，我要求他们执行我的命令。，这个讲话足以证明将军们没有参与希特勒的计划。”
盖伦看看律师：“我讲得不太快吧？”
“绝对不快。”
“德国将军，”盖伦接着说，“更不希望在西欧发生战争。
“如果在对俄战争初期安置和对待俄国战俘与日内瓦公约歹相符合的话，那么这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困难而无法避免的。在所有战场司令官都下达了反对可能出现的对战俘滥用职权的命令，一旦有人违反命令就追究责任。在他们的命令中没有见到虐待战俘或者屠杀。”
盖伦又看了看律师；律师一言不发，聚精会神地走着。
“总之，被指控的将军怎么有可能采取与命令或法律相违背的消极或积极的行动呢？”盖伦接着说
“成功的前景又如何呢？通过反驳、警告、表示担心来一般性地偏离违法计划尽管是可能的，但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有些可能没有被利用只是由于有许多情况将军们完全不了解。被指控的军事指挥员只懂得，他们作为士兵，必须像军人一样执行业已作出的决定。外交政治活动家会说，他们可以退休。在民主国家里国务卿可以这样做。德国军官不可能这样做。
“军入不服从命令是违背其义务的，在战时就是犯罪，要丢掉性命的，只要有主权国家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士兵部没有不服从命令的义务。在希特勒的独裁之下，公开违抗命令可能导致部属被杀，而不是更换这个命令；无论哪一部分人都不能为自己与希特勒的方式相反的信念做出牺牲，如同现在被指控的军官们一样……德国军事领导只有一个义务——同敌人斗争到最后一个人。他们必须在个人权力与军人义务之间作出悲痛的选择。他们作出了选择。在履行这一义务时，他们如同士兵道德所暗示的那样行动。
“我认为，有人想指控的军事领导人从不属于某个组织或者集团，并不是由统一的犯罪意念联合起来，这些人从不附属于犯罪集团……”
拉登泽尔一直没有打断盖伦的话，盖伦说完后，他默默地耸肩，似乎在表示怀疑。
分别时，他无力地向盖伦伸出手：“您的话我要考虑一下。”
“谢谢……让他们指控盖世太保吧，他们需要这样，让他们去糟踏纳粹党旧，但是务必使帝国政府和总参谋部免受耻辱。这是关系到未来的问题。约德尔将军感觉如何？”
“还好。”
“他的举正如何？”
“我不怀疑。”
“那么凯特尔呢。”
“他不太机灵。。。。。。太多愁善感。您以为他会记住自己的事？别抱幻想啦。但是约德尔、雷登尔、邓尼茨不准备不屈服并且坚信自己的正确。”
“帮帮他们吧……您也是德国人……”
拉登泽尔叹了气，然后身子转向盖伦，伤心地问道：“是吗？您完全相信这—点？”
……深夜，回到自己办公室后，盖伦打开保险柜，开始干自己喜爱的工作。这工作法他感到自己仍保从前一样强有力，当时整个东欧在他的手中。没有他的同意——书面或口头的——萨格申、保加利亚皇帝鲍里斯、弗拉索夫和巴维里奇、梅尔尼克、安东内斯库、邦吉尔和吉索一步也不敢动。
他取出邦吉尔、潜伏在西班牙的巴维里奇的人以及波兰谍报站发来的密电，在空白之处点点画画。得到马德里、布宜诺斯文利斯和智利圣地亚哥发来的消息是天大的乐事；联盟将从那些地方扩大到全世界；他，盖伦，将成为德国新的情报组织的中心，这个组织并非像社勒斯所希望的只限于东方，而是面向全球。
正因为如此，他仔细分析了来自马德里的全部情报，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这样专注地研究鲁德尔、丹柯、鸟利德尔、拉乌利赫由布宜诺斯文利斯发来的电报，所以，对他来讲不存在什么小事。与国社党和党卫队的人不同，他的情报员，一旦得到他的同意和美国人的默许，就不顾危险地着手工作。谍报站的新名字对他来讲意味着财富，线索在延伸，还在出现新的名字。让眼下还神秘莫测，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里科特尔、来自马德里的布鲁恩、来自扎伊尔的扎乌列思或者来自里斯本的里凯尔特去完成这件串吧。小事是没有的，有的是为他的事业带来成功的工作的因素。
第八章 施季里茨（四）
（马德里，1946年10月）
“如果愿意，您可以去德式餐馆，大概您经常去那里，布鲁恩博士？莫洛将军……”
“对，我在那里喝过一次咖啡。”
“不，您在那里吃饭。我可以说出您吃的什么。”
“您早就盯着我了？”
“是在认为合适的时候开始的。布鲁恩是您的新姓吗？”
“您既然这样问，看来您知道我的真姓，我该怎么称呼您呢？伊克斯先生吗？”
“不，您可以叫我约翰逊。”
“很高兴，约翰逊先生。若是不吃德国饭，我是很高兴的。”
“是吗？失败使德国人丧失了平庸的爱国主义，那我们去犹太人那儿吧，他们会给干干净净
的母鸡。您对这有何感想？”
“我认为西斑牙菜更好些，我很喜欢烤乳猪。”
约翰逊笑了一下：“啊哈，看看下嘴唇。喔，您的下嘴唇不难看。您的真姓叫博尔律吧？”
“两个姓我都习惯了。”
“漂亮的回答，”约翰逊轻轻碰了一下施季里茨的肘部， “往右边看，那是我的汽车。”
他们拐入一条僻静的小巷，一辆很大的“雪弗兰”牌轿车，车子按着马德里市的牌照：车里坐着三个人，两个坐在前排，一个坐在后排。
“上车吧，博尔津先生，”约翰逊说道，“您先上。”
施季里茨回忆起威利和奥根在1945年4月把他从林茨带回柏林。那一天朱可夫的部队开始突击柏林。当时他也被夹在两个人中间，以前他从没有过这样不自由的感觉；那时他并没有被捕，他和他们一样穿着黑制服，但是发生了他们十分清楚而他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他们一言不发，阴沉着脸。这个情况使盖世太保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就好像此刻一样，他们几乎从两测压在他身上，使他动弹不得，好像被包住一样，想想等待你的是什么。
“喜欢开快车吗？”约翰逊问。
“不大喜欢。”
“可我们美国人崇拜速度。我们到山里去，那里每客饭量很大，而且价钱比城里便宜一半。”
“太好了，”施季里茨说， “那样就可以缩短用餐时间，我的胃口不错，重要的是有规有矩……”
“身体怎样？您没有感到伤口疼？”
“这是不能单纯回答的问题，”施季里茨想，“要回答得十分准确；这次谈话可能是返回祖国途中的第一步。可你为什么认为会有谈话呢？为什么不能认为，这不是什么约翰逊，而是奥根、威利和库特的朋友呢？在马德里他们有上千人，许多人英语讲得很好，为什么他们不会去办缪勒未完成的事情？喏，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