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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反经-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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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思确实不在这里。”这说明君主的态度可以从他的神情探测出来。

  晋国末年,权臣智伯率领韩、魏两家讨伐赵襄子。韩、魏听从了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的策动,暗中图谋背叛智伯。张孟谈借机要面见智伯,在营门外遇到智果。智果人见智伯说:“韩、魏两家恐怕有背叛的可能。我在营门外遇到张孟谈,见他态度傲慢,走路时脚抬得老高,见韩、魏二君脸色不正常,一定是要背叛你。”智伯不听智果的告戒。智果出来后,便改智姓为辅氏。张孟谈人见赵襄子,报告说:“我在营门外遇到智果,看到他眼色里有怀疑我的神态。待到见过智伯后却改变了他的族姓,今天夜里若不发动进攻,就来不及了。”赵襄子说:“好吧。”便与韩、魏两家一起杀死守卫堤防的军官,放水冲灌智伯的军队。这说明人的态度可以从眼神中探测出来。

  殷浩在晋朝做官,名声很大。当时人们用他出来做官还是辞官隐居来预测东晋的兴亡。这就是说,通过智者的态度就能预测到未来的结局。'《吕氏春秋》'说:“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有道德的人就会事先离开朝廷。”'《玉铃经》上说:“内心高兴,脸色就显得轻松;心中生气,脸色就变得轻慢;心存私欲,脸色就露出轻薄;心怀恐惧,脸色就现出畏葸;心有忧思,脸色就现出静穆。”这就是说,内心的情感可以从脸色上揣测出来。

  '《易经》'说:“即将背叛的人,他的话中必流露愧疚;内心疑惑不定的人,他的话必然散乱无章;贤德的人话少,浮躁的人话多;诬蔑诽谤好人的人,他的话一定虚浮不实;失去操守的人,他的话必定不会理直气壮。《周礼·秋官·小司寇》关于断狱有五听的说法,一是根据他的话来判断,其心不正,言语必然烦乱;二是根据脸色判断,心术不正则必因惭愧而脸红;三是根据呼吸来判断,其心不正呼吸必然气喘;四是根据犯人听别人说话的反映来判断,其心不正,听别人说话则精神不集中;五是根据犯人的眼神来判断,其心不正,则眼神散乱。'

  由此可以知道,人的内心情感,一定会从其言谈神色上显示出来。'从前,晋献公好色,骊姬就凭借其美貌来蒙蔽他;吴王夫差喜欢扩充土地,太宰伯嚭就建议发动战争来蒙蔽他;齐桓公喜欢美味,易牙就把自己的儿子杀了,把头蒸熟给他享用,以达到蒙蔽他的目的。人臣蒙蔽君主的手段真可谓隐晦诡秘,无奇不有,令人毛发耸然。由此可知,君主的好恶不可流露在外,如果好恶表露在外,那么臣子仆妾就会因其好恶来蒙蔽、挟制君主。所以说君主无意中显露出来的好恶,就会成为臣下诱惑、蒙蔽、挟制君主的钓饵。'

  能够明白这些道理的人,就可以向君主进行游说了。

  【按语】

  游说的学问,就是推销自我的学问。本篇用大量篇幅讲游说之难,可见游说需要专门的学问和技巧。历史上成功的游说者无一不是在游说技巧上下过大力气的。齐国孟尝君的门容冯缓,为了试探孟尝君的客人之量,曾三次弹铗作歌,最后才为孟尝君焚毁借据,买回仁义的美名;魏国信陵君的门客侯嬴,故意在市场上和屠狗者朱亥攀谈,以观察信陵君礼贤下士是否出于诚恳,最终为信陵君策划了窃符救赵的壮举。著名辩士苏秦,初出茅庐时,由于不懂这种学问技巧,故游说秦王时,“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

  而灰溜溜地回到家里,受到父母妻嫂的冷遇,而当他经过“头悬梁,锥刺骨”的发愤研讨后,再次游说列国,终于昂然佩六国相印,荣归故里。这样的事例,是史不绝书的。

  游说成功的关键是在于准确把握游说对象的心理状态,说话的时机和分寸,这是缺一不可的。否则尽管出于忠心,话本身不错,也还是会有杀身之祸。

  当然,这都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事了。今天不会再有游说失败有招至杀身之祸的事了。但游说对方、推销自我仍然须有技巧是无疑的。公司中的雇员不懂这种技巧就可能被雇主解聘;机关中的下属,不懂这种技巧,就可能受到上司的冷遇;公关人员不懂这种技巧就无法打开局面;融资经理不懂这种技巧就无法使贷方慷慨解囊。商场即是战场,在商战中,不懂这种技巧就会被对手挤垮。 所以“兵不厌诈”,运用一定的谋略, 施展一定的手段以“钓情”,即摸清对方的真实态度是十分必要的,这并不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反之,不讲策略,不讲技巧,盲人瞎马,仅凭主观随意性去与对方周旋,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而且这并不能显出你的忠厚或清高,只能说明你的愚蠢,即人们俗称的“呆鸟”。 


诡信二三
  在特定的情况下,诡诈即是忠信。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信分大小,因而做事要弃小信而守大信。其次人分敌我,对敌守信就是对己之不忠。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必须对敌方使用诡诈。

  【经文】

  '议曰:“代有诡诈反为忠信者也。”抑亦通变,适时所为、见机而作而不俟终日者。'

  【译文】

  '有这样一种说法:“世上有一种诡诈,反而被认为是忠实诚信的。”这就是所谓通权达变的智慧。抓住适当的时机,大胆去做,不要今日等明日,终成磋跎。'

  【经文】

  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又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由是言之,唯义所在,不在信也。'议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废则无以兴。若忠于斯,必不诚于彼,自然之理矣。由是观之,则我之所谓忠,则彼之所谓诈也。然则忠之与诈,将何所取定哉?抑我闻之:夫臣主有大义,上下有定分,此百代不易之道也。故欲行忠,观臣主之义定;欲行信,顾上下之分明。苟分义不愆于躬,虽谲而不正可也。'何以明之?

  叶公问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楚子围宋,宋求救于晋。晋侯使解扬如宋,使无降楚,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尔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

  义无二信,信无二命。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殒,又何赂乎?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 臣获考, 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归。

  '韩子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讦之,令尹曰:“必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执其子而罪之。由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誉而用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北人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止,闻仲尼赏之,鲁人易降。此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颜率欲见公仲,公仲不见。颜率谓公仲之谒者曰:“公仲必以率为伪也,故不见率。公仲好内,率曰好士。公仲啬于财,率曰散施。公仲无行,率曰好义。今以来,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谒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见之。'议曰:语称“恶讦以为直”者,《易》曰“君予以遏恶扬善。”若使颜率忠正,则公仲之恶露。故颜率作伪,公仲之福。'

  【译文】

  孔子说:“君子讲大信,却不讲小信。”孔子还说:“所守的诺言符合道义,就可以履行诺言。”(译者按,这是孔子的弟子有子的话,作者这里误记,原文见《论语·学而》)由此看来,应当只看是不是符合道义,不一定非要讲求信守诺言。'赵子说:玄妙啊,玄妙啊!这天下的事情。如果该罢废的不罢废,那么该兴盛的也就不能兴盛了。如果你忠于这个人,就一定对那个人不忠诚。这是不待证明的道理。由此看来,从这个人的角度看来是忠,从那个人的角度看来就是诈。那么,忠与诈又该如何界定和评判呢?然而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臣子与君主的关系有公认的大义,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职分,这是百代不变的大道理。所以,要行忠义,就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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