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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着先人之见的束缚。这是整个社会现象中的一部分，而且吃苦头的也不仅仅是妇女，妇女地位的低下或妇女就业机会比较少，对整个人类的发展、对所有男人都是不利的，这影响着男人本身的生活。在泰戈尔的伟大剧作《齐德拉》中，女主人公对她的丈夫说：
“我是齐德拉。既不是受人顶礼膜拜的女神，也不是让人怜悯的对象，可以像飞蛾一样给随便拂来拂去。假如你有意让我伴随你踏上危险和冒险的征途，假如你允许我为你分挑生命的重担，那你就会认识我的真正为人了。”
男人除非允许妇女充分发挥其潜力，否则是不会了解她们的真正为人的。
妇女应当享有诸如工资等方面的平等待遇，应当享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等方面条件。至于我个人的看法，可以说，我并不希望妇女模仿男人，但希望妇玄能有较好的机会来发挥她们的个性。
我相信妇女的解放，就像相信男人的解放一样，也就是说从一切蒙昧主义和迷信中，从狭隘的陈腐思想和旧习惯势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男人和妇女一起能够共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和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应该存在阶级、信条、性别和党派等问题。
在印度，令人瞩目的并不是为数众多的妇女在这个时候或者那个时候上升到显著的地位，而是个性强的妇女能够冲破一切障碍和偏见，并因此而获得公众毫不怀疑的接受。印度对妇女的看法受两种不相容的思潮所影响。明显的一种看法是，妇女是从属者，是弱者；另一种看法则把妇女看成有活力的、积极的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对妇女的两种看法：稳定不变的因素和促进变化的因素。
在一般情况下，讨论妇女问题时，往往只限于为数不多的上层妇女。其实总的说来，城乡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妇女和部族地区的妇女，享有较多的自由，她们在社会上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也少一些。奇怪的是中产阶级妇女一直把自己束缚在最狭隘、最僵硬的社会观念之中。不过也有例外。我记得，我首次访问曼尼普尔时，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妇女们不仅身穿自己手织的布衣在地里干活，而且在市场上出售她们的产品，还承担着其他重要的公务。
我问道，男人们在干什么呢？他们闲坐吸烟！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习惯，古时候邻近地区之间的小规模战争连绵不断，男人忙于打仗，一切日常事务很自然都落在妇女身上。妇女在南印度沿袭母权制的地方也有过较高的地位。
知名的妇女少而又少，不知名的妇女干千万万，她们以自己的行动或对家庭的影响决定着国家的进程。世界各国的情况也都一样。但印度幸运的是出现过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他们把眼前的需要与对未来的憧憬结合了起来。圣雄甘地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都曾自觉地、有意识地将妇女吸引到民族运动中去，他们认识到妇女人数众多，能作出巨大贡献，没有她们的热情和谅解，男人们不可能热情地参加这场长期的战斗，承受无数的艰难阻苦，作出重大的牺牲。许多入狱的或未入狱的妇女都积极参加组织方面的工作和其他建设性工作，许多人参加了纠察、游行和各种集会。毫无疑问，这类活动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从政治上唤醒我们的人民，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对现存的问题和对起作用的各种力量加深理解。
我国的民族运动大大地加速了印度妇女的解放，而且为妇女们今天在印度的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打下了基础。
印度妇女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我国的社会也是复杂的，它是由传统的文化流派与当代各种不同思潮混合构成的。
各种偏见和社会的不平等依然存在。许多妇女并不了解根据我们的宪法她们享有哪些权利。许多女孩子没有上学。一般妇女还得走一段漫长的路才能自然地接受平等地位，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人们在为孩子选择颜色和玩具，以及教导他们如何举止方面，从小就男女有别，因而在小小的心灵中就形成某些偏见和先人为主的概念，妨碍他们自由地全面地发展。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喜欢吹口哨、跑跑跳跳和爬树，这被认为没有小姐风度。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对这个世界有成见。如果女该子从小被灌输男尊女卑的思想，而男孩又有机会受各种训练，在就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那么当妇女们在为获得工作而进行竞争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自卑感。
许多踏进社会的妇女不是表现出一种不安全感就是行为过分大胆。追求时髦、大肆模仿和倾向西方又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许多人对先进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感到难以理解，而且认为印度没有这种需要，因为我们有一部分妇女已在各个领域身居要职。妇女解放运动一方面表明妇女是一支独立的队伍，另一方面，也表明它是长期受欺辱者的运动和斗争的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每个胎儿都是由遗传基因构成的，因此每个婴儿不论男女，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点，其性格和才能是受社会环境、教育以及家庭和亲友的影响而进一步形成的，种族优越感或性别优越感都过时了。
所以，妇女解放运动不应该退步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某种对抗，也不应该导致把妇女看成另一种人。我们不想仿效男人，也不为少数妇女谋求高位。
我们需要有真正的平等机会来发挥我们的潜在才能，结束在训练、教育或社会舆论方面对妇女的歧视。显然，在习性和才能方面差别还是有的。难道在男子之间就不存在这些差别吗？在谈及世界某些部分的男人特别是亚洲和非洲的男人时，人们不是也提出了这些论点吗？
文化和教育，尽管还不普及，但已经开辟了新的前景，个人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事务中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这种愿望与比较僵化的旧的权威观念发生冲突。在从前，也许有某种充分理由来明确规定社会各个阶层的职责，并把妇女置于从属的地位。在这一点上她们默认了，因为男人是捍卫者和保护人。但是如今社会更加复杂多变，任何人都没有理由绑在特定的职业上。
男人不全都当兵或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有许多男人就挤进了历来由妇女担任的工作。城市生活现代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小家庭的建立，使得男人们对自己的妻子要求更多，如果不是在工作方面；至少也是要求她们成为好伴侣，并对男人们的问题有深入的理解。教育、悠闲的生活、节制生育以及减轻家务劳动的现代化设施，促使妇女考虑厨房和家庭以外的事情，因此，当前有利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夫妻和谐关系，这种关系为双方成为平等的伙伴并为履行他们的职责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多少世纪以来，印度妇女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保存、恢复和发扬我们的传统和文化作出贡献。今天每个家庭都受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变革之风的袭击。我们怎样才能取得进步而不被变革之风所卷走呢？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妇女是否有智慧与能力去识别应当尊重什么和拒绝什么；
取决于印度妇女有没有能力把我们传统的精华与现代智慧的结晶协调起来。
选自《甘地夫人自述》
卡罗琳。伯德
一九一五——
美国学者，妇女问题专家。1934年获威斯康星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此后先后担任过《纽约商业周刊》、《新闻周刊》、《财富》等杂志的编辑。1972年任拉塞尔。萨奇学院教授。1977年起担任西里瑟夫大学教授。有关妇女问题的著作甚丰。主要有：《无形的创伤》（1969年）、《被压迫妇女》（1968年）、《职业妇女》（1976年）、《妇女想要什么？》（1979年）、《双重工资》（1979年）等。
本篇是1977年6月4日在威斯康星州举办的“国际妇女年大会”上所作的演讲。她以犀利的语言提出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妇女究竟想要什么？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想要做的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性。然而她认为，所有的美国妇女是生活在由男人制定并为其服务的法律和习俗之下，而这些法律和习俗则视妇女首先为女性，然后才是人，以致阳碍了女性无拘无束地做人。
妇女想要什么？
1977年6月4日
哦，上帝！妇女想要什么？这个问题难倒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①，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