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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杂志的年轻编辑谢挺自告奋勇，说他有办法，因为欧阳和刘恪都是地矿部的。不错，刘恪曾经主编过一本《新生界》，可是欧阳也没有找到电话。我就想，找到了又如何。随之，我又为这种放弃而不安。
9月10日 天阴
上午继续开会，雷抒雁亲自到班讲话，三令五申强调上级领导重视，强调纪律和秩序，讲了一个多小时，还津津有味准备读《学员守则》。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突然大声说：“休息一会儿吧。”
也许是对我的提议猝不及防，同学们的眼睛都寻找过来，老雷甚至学着时尚的年轻人，把眼镜推到额头上，像是举着一副望远镜，要把我看清些。我注意到，他看的是我桌上的那块牌牌，其实根本没有那个必要，因为我坐在左侧第三排，肉眼完全看得见。我更加生气的是同学们，刚才他们坐在椅子上，横竖左右不耐烦，现在我为大家鼓与呼，反倒成了我的错了。不过既然已经让老雷盯上了，又没有得到大家的拥护，我只得换了一种商量的语气，说：“休息一会儿吧。”
老雷是一位诗人，骨子里头还是一个书生，书生文人都比较较真：“坚持不住啦！”老雷拉长了声调，脸上还现出一点点“阴险”。
我不及开口，坐在前排的兄弟荆歌，小学生模样地举手说道：“雷院长，我们不敢去小便呀！”
“去吧，去吧。”老雷挥着手，埋头看着报告，同学荆歌高大地站起来，众目睽睽之下，晃晃荡荡地出去，晃晃荡荡地进来。
这个时候，我倒有些觉得对不住雷抒雁，但我同样清楚，我这样的毛病是一辈子也改不了了。
休息过后，副院长胡平讲话，介绍教学上的打算，并征求我们的意见。胡平是一位著名评论家，话语平实，句句落在我们在这里能学到什么，大家听得还算好。
下午参观完校史陈列室，《十月》的顾建平来看我们。小顾是我们江苏老乡，张家港人，编发过我的短篇《我最痛恨的那种人》，我们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于是一起打牌，据说小顾在京城也算八十分高手，果然有些手段。我和他打对家，配合还算顺手。
打得正酣，兴安来了。我们紧紧地握手。兴安在《北京文学》期间，和我联系颇多，我的一个短篇，拖了两三年才发出来了。我记得我在电话里还曾向他发过火，没想到的是他自己最终也离开《北京文学》，真是怎一个难字了得呀。
然后一起去吃饭，鲁院附近就没有个吃饭的地方，大约跑了五六个地儿，最后在华堂商场隔壁找到一个老北京拐了进去。吃着笑着，还在谈上午课上的事。吃到最后，徐坤也来了，坐在张梅边上，算是见过面了。
徐坤提议，众人举杯，突然敬我一杯酒，我才想起，今天是教师节，我曾做过十多年的老师。
9月11日 天晴
高深老师召集班务会，继续强调纪律。中国作协服务中心的有关领导现场解决学员提出的困难，比如每个楼层购买、安置一台洗衣机，及时清扫宿舍等。但主要问题是，电脑有没有，答复是不大可能。
鲁院是有电脑的，而且是新的，中宣部为了办好研讨班，投资了几百万进行装修，添置教学、生活设备。每个人一个宿舍，有卫生间，有热水，有电视，有暖气，有空调，的确今非昔比。据说开班又是几百万，五十台电脑蹲伏在电脑房里，就是没有用武之地。院方正在加紧上网运行和调试，可是这么多人坐在电脑房里一齐搞小说吗，是不是有些集体作坊的味道！一种比较可靠的说法是，院方是想把电脑安装到学员宿舍的，但上面不同意，说是不便于管理。
下午分组讨论，我在第一组，组长是西藏作协主席马丽华，组员有丁丽英、红柯、刘继明、巴音博罗等人。马大姐是个老学员，这次也是多方争取才得以过来的，她谈得最多的是每次学习都有不少新收获。我主要谈了三点，一是请院方放心，这一期的学员作家基本都是有单位的，或有点小名气的，毋须反复强调纪律，把我们当小孩；二是没有电脑，我们来干什么，不可能只是为了听一些课吧，也不可能再买一个电脑吧；三是课程设置，应尽可能地向文学之外延伸，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体制改革什么的都可以，文学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都是操文学的，操多了起腻，当然也不是不说。
主持会议的是礼平老师，他会让我们立即想起《晚霞消失的时候》，想起那个文学幻想的新时代。现在，我每天都看见他，操着一把鸡毛掸子或者一根塑料水管儿，爱抚着他的那辆菜色的北京吉普。
讨论很热烈，每个人都想说几句，但像这样无休无止的讨论是没有结果的，而且会影响吃饭。别的小组已经散场，已经有学员探头入室看我们了，于是我趁冷场的空隙，一声吆喝，结束了会议。这真的是我的一大毛病。
晚上，和金小凤、陈锟、章晓明等人联系，打听能否搞到一台破电脑用用。都说帮我想想办法，都说希望不大。
真没有的话，只好回去了。
不过电脑没有借到，刘恪的电话却寻到了。此兄果然封闭在家，杂志早就停办了。电话里寒暄了几句，问了些情况，心里踏实下来。刘恪说，找个时间聚一聚，我也说，找个时间聚一聚，可我清楚，我们都不会为这个所谓的聚会动心思了。
9月12日 天晴
今天休息一天，说是让我们进城放松放松。到哪里去呢，在伟大的北京，可以看一看走一走的地方不要太多了，太多了反而不想动了。我选择去中国作协，到会员处，领一张入会表格。
做文学青年业余作者时，对入会与否一向无所谓，可上次到单位报销，才晓得朋友们都加入了中国作协，仿佛千树万树梨花开，我都成了专业户了，再不弄一张也太说不过了。
中国作协在东土城路，作协大楼挺威武的，但是你说去中国作协司机肯定不知道，一说作协对门的建材大厦，他准不吭气儿地载着你走。
会员处的同志说，表格已经寄到我的老单位，海安中学。我请求他们再给一张，未允。
返回时，顺便在华夏银行刷卡取了一千元。去时打的费十八元，回来时是三十五：原来夏利一块二，富康一块六，还绕了道。司机有些过意不去，少收了我几块。
打电话回家，让刘云把表格再寄过来。
《长江文艺》主编刘益善过来请客，想在明年搞一期鲁院高研班作品专辑。人头攒动，刘继明一定要拉着我。他当年在《长江文艺》时，也是我的责编。喝酒的时候，陪刘益善一起来的一个中年诗人陈，悄悄和《红岩》的冉冉说着什么话。冉冉的脸色变了，不久就哭了起来。大家赶忙圆场。回来的路上，我安慰着冉冉。陈诗人的情人是女诗人冉冉的好友，陈诗人不断地说他和情人的故事，冉冉当然不高兴了。看在冉冉做了我几天同桌的份上，我告诉她，十个女人九个肯，就怕男人嘴不稳。男人是喝不得尿的，喝了一点尿，再一上脸，什么话都会说的。
回来后瞎扯，陶纯说，不写故事，小说肯定完蛋。关仁山一个本子卖了二十万。
出书还会卖得很火。陶纯也在写剧本。
有人喊着涌进来打牌：刘继明、潘灵、谈歌。没想到刘继明打牌那么差。
给小袁发了个短信。小袁是我在海安中学的女同事，暑假也调到无锡去了。今年暑期海安中学调到南方的教师有很多很多，但小袁是个例外。小袁本不想调。小袁是因为离了婚才离开海安的。小袁是个好姑娘。上大学时就读我写的小说。小袁和丈夫感情好得像一对情侣，节假日，丈夫总要给她送礼物。要是外出了，丈夫总要给她寄一张贺卡，或者快递一只花篮。我到小袁的办公室，总是看见她亲热地攥着话筒。她和丈夫因为一件小事，因为双方都说了狠话，一赌气就离婚了。什么事，不太清楚，清楚的是，小袁不可能回头了，因为他们没有孩子。我记得四月份，我办理调动手续的时候，小袁刚刚做掉了肚子里的孩子。小袁不想要孩子，一是无力抚养，二是她自己还是个孩子。离婚注定要成为小袁青春岁月最壮丽华彩的一笔，从这件事上，她会发现她不再是个孩子了，然而在别人的眼里，她的率真任性可能更像个孩子了。
不管怎么说，小袁拍拍屁股一